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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展示的传播魔力——以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大熊猫宝宝为例
    ——以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大熊猫宝宝为例

    作者:李明颖 出版时间:2014年11月
    摘要:本文以台北市立动物园以大熊猫宝宝“圆仔”为例,探究其推广动物保育的传播策略和传播工具。首先介绍动物园的演进,然后分析现代动物园的动物展示,之后具体研究台北市立动物园的明星动物的展示和熊猫宝宝“圆仔”的多重展示,最后就研究的问题进行总结并得出结论。

    一 前言

    2014年1月6日,台北市立动物园大熊猫宝宝“圆仔”于大熊猫馆正式公开亮相,民众不分老少竞相争睹它呆憨、可爱的迷人风采,引发参观热潮。尤其春节期间,“圆仔”更发挥磁吸效应,造成台北市立动物园整体参观人数屡创新高。根据报载,光是大年初三(2月2日)一天,台北市立动物园即涌进近7万人,创下近十年来单日入园人数新高,上午10时许,熊猫馆24000张参观券即发完。

    事实上,自2013年7月6日“圆仔”诞生后,它的一举一动早就掳获全台甚至全球的目光。台北市立动物园大量发布新闻稿、照片或动态影像记录,而新闻媒体(例如《苹果日报》)也配合报道“圆仔”的每日成长状态,吸睛程度可见一斑。通过全球知名网络影音平台YouTube的播送,“圆仔”无论卷舌、开眼、投降等超萌模样,以及与母亲“圆圆”之间的种种互动情形,吸引国际媒体(例如CNN、BBC)争相报道。正如Croke[1]所说:“几乎没有什么能比新生的动物宝宝更令人着迷了。”

    在许多人的成长过程中,动物园是鲜明记忆的一环,它是大多数小朋友第一次亲眼见到活生生的野生动物,满足其好奇心的场所。而对父母而言,亲子同游动物园则是融合教育与维系亲子关系的家庭活动。随着时代的不同,动物园也主动或被动地改变自己的角色与定位。近年来,由于生态保育意识的觉醒,动物园已经由过去的圈养珍禽异兽,提供娱乐赏玩的功能,逐渐演变成为兼具保育、教育、研究、游憩等功能的公众场所。

    在古埃及、希腊与罗马时代,王公贵族豢养动物是一种“财富”与“权力”的宣示,而在地理大发现之后,他们赏玩珍稀的野生动物,就如同拥有奇珍异宝一样,再次彰显人类支配动物的欲望。随着后来生物学、生态学、兽医学、动物营养学知识的进展,动物园的动物展示方式也有了极大的转变。栅栏、牢笼式的动物展示方式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无围篱、自然化的动物展示方式[2]。这种动物展示方式的变化,改变了现在许多动物园声明所具有的研究、娱乐、教育这三项存在的功能,赋予了其以现代方舟自许的“保育”意义。

    展示必须具有信息的内涵,借由实物、形态、图表、文字、模型、影像及声光等媒体技术,于特定的时间、空间,进行完整的传达与沟通[3]。动物园本身就是一种动物展示,可以带领游客认识动物的生物知识,也可以引导他们从动物身上认识到生态环境等议题的重要,因此落实动物保育成为现代动物园努力的目标。

    一所完善的动物园,除了适宜的环境设施展示野生动物以外,还需规划多样化的活动,并通过出版品、多媒体与解说员的解说服务,满足游客的求知欲与好奇心,借此传达动物保育的观念[4]。不同于其他曝光率较低的保育机构,动物园不仅知名度高,而且最容易为社会大众所亲近。作为台湾官方的重要保育单位,台北市立动物园采用怎样的传播策略与传播工具推广动物保育?本文旨在探究台北市立动物园以大熊猫宝宝“圆仔”为例,通过多样化的展示方式,向社会大众传达动物保育的信息。

    二 动物园的发展演进

    根据世界动物园暨水族馆保育策略[5]的定义,“动物园”是指任何圈养或管理一种或多种野生动物之处,其目的为展示或研究之用,并在一年内至少有部分时间让民众参观。动物园泛指一切饲养野生动物的封闭地点,范围涵盖了不同时期与场所,包括狩猎保护区、竞技场、斗兽馆、私人饲养园、野生动物公园等[6]

    大致上,动物园的演进可以分为三种不同形态,分别是18世纪前的“贵族动物园”、19世纪的“科学动物园”以及20世纪的“保育动物园”[7]。动物园的存在,始终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人类对待野生动物的方式,例如猎捕、食用、献祭、解剖、改造、收藏、圈养等,都反映出他们如何看待自然、诸神以及己身在宇宙中的位置。

    虽然“动物园”一词到了19世纪才为人使用,但是人类拥有动物园的历史久远,最早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人类把捕获的猎物安置而开始了豢养野生动物的行为。根据历史学家Gustave Loisel的考察,动物园肇始于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古埃及,人们除了会将狮子、公牛、蛇、鳄鱼等动物奉为神祇,也会派遣远征队到处搜罗奇特动物[8]

    在古代帝国中,动物园是人类借着征服、控制、拥有珍禽异兽以及圈养动物来炫耀自己的财富、权力与社会地位,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