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在“财富资本化”时代，资本市场能够通过“择优汰劣、优化资源配置”等功能有效推动民间投资发展，提高民间投资效率，进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金融市场环境的不断改善，陕西经济发展实力不断增强，陕西省的民间投资活动也得到了迅速发展。除对实业部门直接进行投资外，陕西民间投资还以资本市场^[1]（如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股权市场等）为平台，在资本市场上广泛开展各种投融资活动^[2]，既实现了自身的跨越式发展，也推动了陕西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但是，由于地处中国西北地区，受历史、文化、经济及地域等因素的限制，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陕西民间投资在资本市场上的投融资活动数量小、比例低，先发优势不足，如在资本市场中最主要的子市场——股票市场中，陕西现有的40家上市公司中民间资本所占比重远远低于沿海发达地区；在发展日益迅速的债券市场、股权市场等投融资活动中，陕西民间资本的参与度也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与此同时，近年来，以榆林市神木县为代表的陕西民间融资活动却异常活跃，融资规模日益壮大（据估计，仅榆林市民间融资规模大约为2500亿元人民币^[3]）。民间融资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对增加税收、带动就业、繁荣城乡市场以及促进陕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过度繁荣，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近年来先后出现了一系列信用链断裂、“老板跑路”等事件，不仅给陕西，特别是陕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一系列负效应，而且在全国也造成了不良影响。

可见，当民间投资的资本市场环境不宽松、投融资渠道不畅时，在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内在驱动下，过剩的民间投资必然要寻找更好的投资途径以获取更高的投资报酬。但由于中国目前的金融市场发育还不完善，可供民间资本投资的资本市场渠道相对有限，加之“一夜暴富、盲目扩张”等心理作用，必然会有一部分民间投资从正规金融市场分离出来，流向利润更高的民间融资市场。但是，在中国长期形成的二元经济和二元金融格局的影响下，处于体制外的民间融资市场存在严重的“两信缺失”（信用缺失、信息缺失），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导致资金流动出现“两多两难”（供给多、需求也多，投资难、融资也难）和“供求错配”（供给者和需求者对风险和收益的偏好错位，导致资金供求在总量和结构上错配）等问题。这一方面挫伤了民间投资的元气，不利于陕西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脱离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的过度繁荣也扰乱了金融秩序，容易诱发区域性金融风险。

相反，由于经济发展基础好，资本市场环境相对宽松，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民间投资不仅通过资本市场实现了自身大发展，还对拉动当地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和增加进出口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为全国民营经济和民间投资的发展树立了榜样，发挥了典型示范作用。如果陕西能够在借鉴沿海发达地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省民间投资的实际情况，探索出一条有利于通过资本市场合理引导民间投资发展的可行路径，则对促进陕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进而实现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二 陕西民间投资的资本市场环境分析

资本市场不但能使筹资者及时融通到所需资金，还给投资者创造一条不同于实业投资的金融投资途径，更重要的是，通过资本市场的择优汰劣、优化资源配置功能还使社会资源得到最佳利用，进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资本市场是包括民间投资在内的社会资本流动的重要场所之一。

中国资本市场的大门逐渐向社会打开，陕西省社会各界积极利用资本市场为陕西经济建设服务。但是，由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等各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截至20世纪90年代，陕西省经济发展的总体格局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处于体制外的民营经济发展基础差、规模小。因此，在最初的股票市场上发行股票并上市的陕西企业主要以国有企业改制并上市为主，民营经济、民间投资对资本市场的利用程度非常有限。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陕西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民间投资走入资本市场开展投融资的步伐也在加快。尽管如此，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较，陕西民间投资对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