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区域的建设是世界城市发展面对的重要主体。2014年5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了《创新城区的崛起：美国创新地理的新趋势》（The Rise of Innovation Districts：A New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in America）研究报告，提出了“创新城区”的新概念，并基于创新城区在美国及全球发展状况的分析，总结归纳了这一新型城市创新空间模式的内涵、模式、发展趋势等问题。^[1]

一 创新城区的发展概况

在过去50年中，以硅谷为典型的区域成为创新空间的主流。此类创新空间的特征为往往位于大都市区的郊区，靠近与其他区域空间隔离的大学校区，只能依靠汽车通勤，在生活品质以及就业、住房、娱乐的综合服务功能方面有所忽视。

目前，一种被称为“创新城区”（Innovation Districts）的新型城市空间模式正在发端。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的定义，此类区域为一个集聚了高端研发机构、企业集群以及创业企业、企业孵化器及促进机构的城市空间。同时，创新城区还具备物理空间上的紧凑特性，交通的通达性，技术的网络性以及居住、办公与零售功能的混合特性。^[2]

创新城区的出现揭示了一种新的大趋势的出现，这一趋势将改变民众与企业的区位偏好。在这一过程中，经济结构、空间布局以及社会网络之间的联系属性将得到重新建构。近期，越来越多的创新型企业与人才集聚或迁移到紧凑且基础设施便利的中心城市。相比于环境优良的绿色区域，知识密集型的著名企业更倾向于将企业内的关键性机构布局在接近其他企业、研发实验室以及大学的区域内。在后者的范围内，上述机构之间能够分享创意，进而形成一种“开放创新”（Open Innovation）的机制。

在诸多机构与企业精英的引领下，创新城区在美国与全球的数十个城市与大都市区中涌现，并表现出与传统规划模式大相径庭的类型与能级特征。在全球范围，巴塞罗那、柏林、伦敦、麦德林、蒙特利尔、首尔、斯德哥尔摩以及多伦多等城市都有正在发展中的创新城区案例。在美国，位于中心城区或次中心城区“支柱机构”（Anchor Institution）周边的创新城区发展迅猛，与这一现象相关的城市包括亚特兰大、巴尔的摩、布法罗、坎布里奇、克利夫兰、底特律、休斯敦、费城、匹兹堡、圣路易斯以及圣迭戈等市。此类区域还在波士顿、布鲁克林、芝加哥、波特兰、普罗维登斯、旧金山以及西雅图等城市出现。这些城市中的旧工业区等废弃区域因之得到重建或再规划。

二 创新城区的类型

从整体来看，创新城区整合了企业、教育机构、创业者、学校、混合功能开发、医疗创新、高回报投资等一系列要素，上述要素由交通体系连接、由新能源支撑、由数字科技联网作为媒介。创新城区的组成部分体现出被著名学者萨森称为“城市特质”（Cityness）的特性，即复杂性、高密度、文化与人口结构的多样性以及新旧事物的层次性。《商业周刊》的评论将之概括为“富有生机、活力的社区，而非无菌隔离的研究仓房”。^[3]

创新城区的内在特质基本包含了经济性、物理性与网络性三类要素，这些要素与一种互助性、风险担当的文化氛围共同构成了一种“创新生态系统”（Innovation Ecosystem）。在这一系统下，大多数创新城区可归纳为以下三种类型模式。

1.“支柱核心”（Anchor Plus）模式

这一模式的创新城区主要位于中心城市的市中心区，其特征为：在主要的支柱创新机构周边形成大规模的混合功能开发，参与创新资源的商业化拓展的相关公司、延伸企业、企业主大量积聚的格局。“支柱核心”型创新城区的典型代表包括坎布里奇市的肯戴尔广场、费城大学城、圣路易斯市、匹兹堡的大奥克兰社区、亚特兰大中心区等。

2.“城市区域再造”（Re-imagined Urban Areas）模式

该模式的创新城区一般临近历史性水岸空间，区域内的工业或仓库区处于物理空间及经济结构的转型过程中，创新性增长为这一转型提供了一条新路。其改变进程往往受益于交通体系、历史建筑遗存以及与高租金的市中心区的临近性，上述因素与先进研发机构及支柱性企业共同推动了区域的创新发展。波士顿的南岸区域、旧金山的Mission海湾、西雅图南湖联合区域以及布鲁克林海军码头区域均是此类区域的典型代表。

3.“城市化科技园区”（Urbanized Science Park）模式

此类创新城区一般位于郊区及城市远郊区域，这些以往孤立、蔓延式的创新区域通过增大密度以及融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