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命名过一类“才学”小说，以小说见才情。夏志清讨论过“文人小说家”，“他们的风格不以平铺直叙为足”，每每插些诗词曲赋、寓言神话。^[1]卡尔维诺则将“在理解诗的同时理解科学与哲学”作为“我希望传给21世纪的标准中最重要”的标准，^[2]也许这条标准照亮了艾柯笔下繁复的符号与深沉的哲思。现代人习惯了职业分工，我们可以“学者小说”来大致涵盖上述诸种类型，王宏图的《别了，日耳曼尼亚》^[3]当仁不让地位列其中。书中对诗篇、托马斯曼、瓦格纳、古埃及情歌等信手拈来，也在适当的场合插入深邃的政治、哲学思辨。读这类小说如入苏州园林，整体的布局与脉络未必见得真切，但转角处一片假山、几枝竹子的搭配，往往最见风致与雅趣。这是王宏图新作的读法之一。

故事发生在上海与汉堡，人物在前者的尘嚣纷繁与后者的凝定舒缓中迁移，借作者的话来讲，“仿佛从一部五彩缤纷的彩色电影一下跳转到了简朴、肃穆、单调的黑白片”。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城市缩影的小说人物与作为人格化的城市如何演绎互动与投射，主人公身处两个城市如何体味参差的人生感受。其中，钱重华与斯坦芬妮的一段亲密与博弈关系尤为值得剖析，因为两性之间的接触与对抗，最能见微知著般地呈现不同民族间文化、精神气质的差异。“双城记”，这是又一种读法。

小说从钱重华、顾馨雯、刘容辉、尤莉琳、钱英年和张怡楠等人的多个视角展开叙述，每个人心底都有隐痛，各自的故事蔓延、交织成生活的团团乱麻。我想选择的读法，是依据钱重华的挫败与重生，将这部长篇小说理解为成长小说。

中国的“青年”在梁启超“少年中国”的振臂一呼中诞生。自晚清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统治团体、政治社会化的担当者以及知识分子、普罗大众都在不断树立各种各样理想的、模范的青年形象，“少年中国”的国民召唤、“新青年”式的范导想象、“社会主义新人”的打造……青年形象史的生成、延续，伴随着各种政治力量、社会势力对“青年”寄予的角色期待和青年自身具备的角色意识（呼应社会期待而扮演相应的角色）。“新青年”“五四青年”之所以能够在现代中国获得特殊地位，并成为主流的青年角色模型，并不仅仅因为青年自身具有反抗精神和行动成就，以及年轻人对权利、自由的强烈诉求（这一切诉求只有被纳入“青年”的意义结构，才可能在中国社会获得正当性源泉，而提供这一正当性的文化和思想资源，如社会学家陈映芳所说，“主要不是来自于年轻人内部，而是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思潮中既有的对知识人和青年的角色规定”^[4]），也因为青年呼应或者说迎合了社会对年轻人的角色期待。不妨说，是青年的“角色化”提供了年轻人新的身份，因为这样的理由和身份，“青年”才在现代中国获得了存在的正当性，而青年文学、青春主题也在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史上占据特殊地位。但同时，以“角色化”来主导青春成长小说也留下了危险：易于依靠身外的权威而荒疏营建“自心之天地”；外骛的追求甚少与切己的实感产生共鸣；不断追逐弃旧迎新的精神攀附，却没有内在主体性的支撑，在过度开发后意义耗散、心力匮乏……

钱重华这个人物的重要性，正在于其“精疲力竭，一无所有的惶恐与空虚”，他在精神的荒原上徘徊无依，王宏图诚恳地叙写了当下青年人的虚无体验以及在虚无中遭遇各种救赎力量后展开的辩证。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父之死”。无论是钱英年、张怡楠夫妇，还是金力忠，其自身的生活都千疮百孔，无法给“子一代”提供任何正面的能量，可以依赖的理想资源首先被抽空。接下来是性和欲望，这和“父之死”其实有莫大的关联。现代社会的物质欲望以及父母（“成功人士”）出示的“教育”往往与追逐享乐有关，年轻人的纯真与浪漫可以轻易就被摧毁。在钱重华短暂回国期间，刘容辉成为诱惑钱重华的“靡菲斯特”，但在欲望征逐中只见精神的溃败与荒芜。钱重华的性爱中绝少有深度内涵的体验，更无法激荡起生命的勃发与辉煌。

也许冯松明是小说中罕见的一抹亮色，作者对其形容也不吝笔墨：“宁静淡然的目光”，“脸上洋溢起夺目飞扬的光焰”，“让人联想起通体洁净的莲花”。对钱重华而言，冯松明的存在近乎一种感召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