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女红》有一个非常朴讷的开头：“天热有一点好，早上起床，省得一件件套衣裳。没有心相。一件连衣裙，从头上套下来；脚上趿的凉鞋，搭上搭袢就成。”^[1]就像随便打开上海一扇老旧的房门，听到一位早起的寻常上海爷叔的内心戏，平实和缓慢正是这部小说的叙事语调，有一种无关外界、自顾自生活的踏实与内敛。小说的叙事语调与它所关注的企业转型、下岗再就业和一代人的青春有刻意的反差，当然这也是一种蓄积能量的方式。

关于“女红（gōng）”，在百度百科上可以查到，这个词强调了性别的属性，相通于“女工”“女功”“女事”，主要是指女子所做的针线活方面的工作或者妇女以手工制作为主的传统技艺，如纺织、编织、缝纫、刺绣、拼布、贴布绣、剪花、浆染等，与小说中纺织女工的工作和生活氛围有契合的精神指向。小说以20世纪90年代的工厂转型为叙事开端，老工人“秦发奋们”所习惯了的“我们中国工人”的自豪感面临巨大挑战，一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工厂——大庆式单位、质量信得过企业、爱国卫生先进单位、群众路线优秀集体，即使其曾经有过无数的辉煌和彪炳史册的创造力——制造过万吨水压机、炼过“争气钢”等，现在都无济于事，因为它面临着生计无着的困境：工厂要倒闭。这是20世纪90年代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动作，个人在时代大势面前已经没有选择的权利。从回望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大概已经丧失了粘着在现场的具体气息，而小说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唤起这种记忆。

工厂厂长秦海花与其父亲之间的口角，是以厂为家的两代人痛彻心扉的自我交代。父亲质问：“工人没了工厂，还不是走投无路？”秦海花答非所问道：“工人也好，干部也好，都是这家厂的人。再不去看看，以后就看不见这家厂了，厂里的小姐妹，也要不认得了。”小说的开头、故事的开场是以一种特殊时代以厂为家的情感进入一个“故地”的，这个起点的选择是对那个时代集体生活的真诚反映，是涉及这一段历史的写作无法回避的精神面向。小说的主要场景设置在上海杨树浦一家纺织厂，这个地址以及由此唤起的历史记忆对许多上海人来说，都是熟悉而又陌生的，小说中的人物是以秦海花、秦海草姐妹为核心的纺织厂工人们，她们的形象也由曾经的亮丽煊赫而沉入历史深处，《女红》把一段我们耳熟能详但在细节上已经完全陌生的城市历史，通过再现纺织厂工人们所经历的历史、生活而呈现出来。张慧瑜在《当代中国的文化想象与社会重构》一书中，曾经对这一段历史有一个概括：20世纪90年代国营企业的改革与80年代以来反思计划经济、单位制、大锅饭、铁饭碗、低效率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有关，但与80年代增加企业自主权等放权让利的内部改革不同，90年代为了缓解80年代引进外资带来的通货膨胀，国家采取了抓大放小甩包袱式的做法，只保留优良的大国企，中小企业尤其是纺织企业这种劳动密集型、低产能企业首先面临关停并转。在这种时代的大势中，秦海花的姐妹们所热爱或者憎恶的工厂必须消失，而且她们也必须做出选择。由这个巨大历史转折所带来的社会表述或者文学表述有许多种类，比如工人阶级带头分担国家的艰难，秦海花的选择正是这个方向，她可能有更好的前途，比如提升等，但她选择与姐妹们共进退，带头下岗。这种非常主旋律的叙事可能已经让读者略显麻木，尽管这一故事和选择肯定有历史的真实性。《女红》几乎没有在这个选择的关头上浪费笔墨，但它详细铺陈了这个选择的合理性。小说中大量的片段用以描述秦海花与工厂的关系，秦海花成为工人几乎是命运的选择——父母都是第一代工人，并且是工厂里备受尊重的老师傅、劳动模范，而工人在新中国崇高的社会地位对整个社会都有强大的吸引力。在这种先天的出身条件下，她和妹妹几乎没有别的出路，顺理成章地进入工厂。她们每天上班下班，心思都用在工厂上，吃穿住用行、喜怒哀乐、结婚生子，几乎都可以在这个小社会中完成。

秦海花就这样，看见女工的灵魂，和锭子的心灵，纠结一辈子——这就是工厂的秘密。这属于她和工厂的一种单独倾诉和聆听。秦海花从杨树浦纺织厂开始，构建她的故事……这些伴随于她的青春生活。从那时候开始，她在工厂，总是有一种要一点一点把事情做到自己心里去的意思。

这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