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时间:2015年01月 |
一 背景:景观的去文化性
《别了,日耳曼尼亚》[1]是上海作家王宏图出版的一部以当代中国人留学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讲述了上海青年钱重华赴德留学的个人历程。小说主要以德国北部城市为背景,以他和中国女友顾馨雯及德国女友斯坦芬尼的感情纠葛为线索,同时勾勒了上海这座城市和他父亲这一辈人,并对钱重华在异域文化背景下的种种经历和心路历程有着深刻动人的展示。
那么,小说的首要问题是,留学生活对钱重华这样的当代留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在当下,留学何为?
时代的使命?清末至20世纪初期,对鲁迅、周作人、胡适这批留学生而言,留学就意味着抛弃自身的历史沉积,以谦卑的姿态和救亡图存的焦虑,向先进的海外学习,继而兴国、新民。这一辈留学人的心路历程在不少经典现代文学文本中得到了印证,比如鲁迅笔下:“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2]不过,到了《别了,日耳曼尼亚》所处的当下,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甚至让西方相形见绌。在小说中,已经移民德国的秦梅兰感慨当年留在中国的同学风光无限,已然后悔当初留在德国。在当下,西方的优越性所剩无几,而留学生的“时代使命”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根基。
个人的奋斗?20世纪八九十年代,留学依然意味着向先进国度学习,只是更多的出于个人的价值选择,关注的是在求学的同时,在新的国度立足生存,求得更好的个人发展。因此,留学海外意味着努力融入和被接纳的个人奋斗史,正如哈金的《自由生活》、严歌苓的《学校中的故事》等作品中的生动描述,这其中有太多的挣扎与疼痛、牺牲与抉择。
可是,在王宏图的这部小说中,中国人的留学生活与之前迥然有别。随着中西交流的增多和中国经济的增长,留学生急剧增加,留学早已司空见惯,留学生也没有多少生存压力。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样催生了大量机遇,留学只是“镀金”,学成归国也比留在国外更为明智,融入异国的强烈意愿变得并不常见。因此,在当下,留学早被“祛魅”,其中的两处“变化”耐人寻味——关系的变化和心态的变化:中国和海外的高低之差不复存在,留学生到“海外”也不再是学习先进和努力融入的关系;留学生的心态中没有了时代的使命,也不必要求自己艰苦奋斗。
既然没有了经济压力和生存压力,也没有了宏大的目标和个人奋斗的强烈意愿,海外生活不过就意味着一段耗时几年、不长不短的人生旅途,海外便成了风景、景观,留学生是过客、看风景的人,过客与景观之间是邂逅与观看的关系,没有多少疼痛和焦虑。即便遇见了让人焦灼的问题,旅客也没有意愿去深究,因为旅途愉悦而短暂,但终究还会回去,旁观即可,不必与自己较劲。于是,问题也便景观化了,缺少了纵深的可能。
20世纪初期西方人来华,落后的中国生活对他们而言成了“东方化”的景观。当下,海外对钱重华这批留学生来说,其实也成了景观,这其中的高低关系甚至发生了微妙的反转。当中国人背靠着飞速发展、高楼林立、物质膨胀的国度,携带着大量金钱来到海外,消费着在海外几乎无人问津的奢侈品,看着海外低矮的楼房略感惊诧甚至失望时,当下海外反倒成了中国人眼中不无落后的“景观”。
《别了,日耳曼尼亚》为我们呈现的正是留学生钱重华眼中的西方景观。小说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主人公钱重华家境优渥,他甚至连留学的意愿都没有,就不情不愿、稀里糊涂地开始留学生涯,而且直至小说结束,他也没有留在德国的想法和冲动,德国对他而言只能是人生旅途中的景观。
景观甚至会进一步浅层化。附加于西方景观中的“文化性”曾经最为胡适和哈金看重,但在当下留学生的眼中,这样的“文化性”装饰逐渐褪色、被剥除,景观终究会回到自身,“文化性景观”蜕变成了“自然性景观”,与当年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景观”无异。小说中,异域体验本来最可能生成文化比较的思辨,钱重华在德国也亲历了文化比较的演讲和辩论,甚至还参加过反歧视的游行,也曾为此片刻感动。但是,所见所闻很快过去,并未真正对钱重华构成文化意义上的心灵冲击,只剩下异域的风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