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以代际划分作家的方式一再遭到诟病，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随着70后作家逐渐成为文坛主力，当代文学的叙事中心有了从乡村向城市转移的迹象。有论者指出：“‘70后’的文学价值是对一种新的审美形态的认定，‘70后’作家的出现标志着整个当代文学正在经历由乡村经验到城市经验的过渡，由乡村审美经验到城市审美经验的过渡。今天都市文学的兴起更多的是‘70后’作家承担的一个任务。”^[1]这一任务的难度，不仅在于当代文学给他们提供了足够的经验借鉴与传承，而且在于作为“夹缝”中生长的一代，他们是在世界观尚未确立的青少年时代就经历了意识形态的断裂与转型期的社会巨变。这注定了70后写作群体精神面目的模糊、多元，难以找到自己的历史定位。成长于城市化高速行进的时代，他们自然而然地试图通过对城市的书写来确立自我，使得无所依傍而又远未成熟的“个人”，一出发就与当代文学整体性的瓶颈劈面相遇。由此不难理解，为何在70后的城市叙事中，总是格外凸显一种关于身份的困惑与焦虑。值得注意的是，50后、60后与80后之间尴尬而“夹生”的代际处境，既为70后作家的创作造成了困难，又使他们避免了一代人写作的“群体化”“同质化”倾向。除了共同的身份困境，他们之间是如此不同。正是这种不同，使历史缝隙中的突围成为可能。路内的写作，便向我们出示了一种可贵的探索。

一 “悲观者无处可去”：没有对抗的成长

和多数初涉文坛的70后作家一样，路内最初发表的两部长篇小说《少年巴比伦》和《追随她的旅程》，取材于其本人的真实经历，叙述了20世纪90年代一群职业技校学校学生和青年工人的生活与情感状态。这两部小说和201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天使坠落在哪里》一起，构成了“戴城三部曲”，以戴城（以苏州为原型）为背景，分别写主人公路小路在技校、工厂以及大下岗时代的生活，时间跨度上正好贯穿整个20世纪90年代。王安忆谈到路内的小说创作时说：“他在书写青春的同时，无意间触碰到了20世纪90年代社会转型期工厂里的矛盾、世情和人心，没有观念先行、刻意而为，故显得松弛又自然。”^[2]70后一直被认为是没有“历史”和集体记忆的一代，这也是他们的写作“经典化”程度严重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任何时代的写作，倘若不能将个人经验与共同经验、集体记忆相接洽，将个人记忆与一个时代的整体历史氛围与逻辑达成内在的呼应，经典便无以诞生。正是在此意义上，“戴城三部曲”显示了路内的出手不凡。有论者认为，《少年巴比伦》“显示了70年代生作家的真正觉醒和成熟”，“让我们看到一个年代、一座城市以及与其相关的一代人的青春裂变”。^[3]在对青春往事的讲述中，《少年巴比伦》成功地向我们出示了转型期中国社会一种更具普遍性的精神状态，其对时代细节的勾勒与还原，很容易唤起一代人的共同记忆，既不是单纯向外的“抗父”，又不是沉溺于内的“疼痛”与自恋，展示了一代作家精神向度的渐趋丰满。

在一篇访谈中，路内曾自嘲他是全中国学历最低的作家，他毕业于技校，当过工人、仓库管理员、营业员、推销员、会计、小贩、广告创意从业者，2007年才开始发表作品，路内的履历与大部分从学院出来的70后作家不同。他笔下的主人公都是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小城市的底层青年，粗口不断、落拓不羁。路内说：“我自己所经历的青少年时代就是90年代初期，写起来比较熟悉一些。两个小说，一个写工厂里的青工，一个写技校学生，都是无所事事的年龄，浅薄而深刻。一个人的年轻时代总是带着反叛和疑问，问题再多也不是自己的错，老了以后可能会很复杂，带着太多的个人经验，故事一旦展开了就全是人性问题。”^[4]正因“问题再多也不是自己的错”，个人的存在状态才可以更多地被表述为时代、环境的产物，自我与社会历史既建立起关联，根本性的困难又得以缓冲和悬置。如此的写作策略，使路内的青春叙事不仅仅是青春话语那么简单。对时代精神状况的观照并未上升到普遍的人性高度，也再次表露了70后写作的中间性、过渡性。其思考与表达中渗透的真诚，在不时地提醒读者：这是一个70后，是“这一个”70后。

在《追随她的旅程》中，一本残破不全的《西游记》成为年轻的路小路最珍爱的读物。小说卷首这样写道：“《西游记》不啻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