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城市文学研究的兴起带有被时代裹挟的被动意味，迄今未成为专门的学科领域，但它无疑已是衡量当今文艺理论甚至学术思想的一个坐标。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现实的迅猛变化及其带来的社会历史动荡，乃至文化的整体性断裂，都使得城市及城市文学日渐成为巨大的客观存在。事实上，正是在它所显示的某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意志面前，城市文学研究只是作为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探寻，以至于对这种意志的承认，这实质上构成了这项研究的基本前提。故而尽管20世纪90年代批评界“新写实”“新历史”“新状态”“新体验”乃至“身体”写作等无不与城市崛起相关的潮流命名，但与其说这些是创作现象的回应和理论概括，不如说是现实巨变的一种直接应对。^[1]而这里意味的某种思想理论空场，正是进入21世纪以来开始回顾、提升、总结这一历程，以至于重构整个，特别是现当代文学传统价值系统所日渐显露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总体状态。进而言之，城市文学研究作为一个理论坐标，只在此空场的意义上彰显和成立。但是，这并非贬低，也不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失语”症状的再次笼统描述，而是指向一个思维空间的巨大跨越和转换。在此，一方面是现实存在和历史意志的坚不可摧；另一方面恰恰是前者作为现实世界对阐释的空前呼求。无疑，比现实、历史更重要的事实在于，还没有哪个时代面临如此沉重的阐释世界之负，以致带来整个文化传统基础的持续下沉、分裂。因此，恰恰是知识，或者说关于“城市”的知识，而非城市本身，更能以其性质、特征和状态指示所谓全球化的要害所在。^[2]这正是今天最难以反省和批判的。它要求这样一种足以逼近、开释现实世界和历史意志的思维逆转，以致只有在知识、理论与现实，甚至阐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紧张关系之中，才能真正拓展自我的生存，建立对世界的独有阐释。

不消说，如此思想重负实质消弭着理论批评与文学创作之间的界线。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事实上，正是作家较先敏锐地意识并明确表达了一种可能不断蔓延、覆盖，谓之“格式化”的思想威胁。^[3]但广义的文学精神，亦因此恰恰显示为可供反省和批判的普遍立足。进而言之，所谓界线的消弭，还意味着理论对创作空间的直接挤压。所以，如果城市文学研究确然具有坐标的意义，那么它正在以自身各种理论论述的裂隙、拥堵与纠缠、中断，打开这种立足的可能性，由此寻求整体的突破。正如空场并不等于无，处于全球化的现实推进与知识理论高压的临界地带，近年城市文学研究的现状和走向可以用“沉潜”“漫行”“上升”等语词来粗略描述。一方面，作为既往的回顾、总结，乃至自身文化传统的纵深回溯，其显示了分裂中的沉潜、无主与漫行；另一方面，在各个层次、维度、方向上无不表现出理论提升的努力，则显示了它面对历史意志的思维逆转迹向。本文主要从近年来关于城市文学创作的分析阐释与理论批评方面在运用西方理论时遭遇的问题、困境两个层次递进展开。

一 “N城记”：“空间”理论的架构与“物”的障碍

“城市文学”的界说、定义成为绕不过的论题，可以标志城市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决定性阶段。尽管少有专门的总体论述，但现今任何论述的展开都似必须先行对其有所认定，当属事实。故而此最能集中显示各种阐述的理论疏漏与相互抵牾之处，所谓阶段亦为瓶颈。不过，对于题材论的超越，却显然成了衡量这一阶段进展的“基本地平线”，它是历史的，更是对历史的认知的。近二十年来的文学创作固然早已突破这一限定，但在这曾以现实政治的强力确定的题材价值秩序动摇、瓦解之后，如何建立新的评价基准，成为理论的真正考验。它要求更广的思想视野和更高的精神高度，故而现有缀以“想象”的各种理论、学说的兴起与流布，终归相关城市。或唯其如此，“城市”作为“商品”“物”，也愈发以其庞大的历史性存在占据了“城市文学”的中心视野，至少30年来尚未偏退，这特别表现在试图解释当今城市文学兴起原因、背景的讨论上。而现实巨变及其背后的历史意志，也特别在此显示了其对思想理论的反逼，因而总是可见在几乎无条件的承认之中，“物”成了最后的归因，无论是以现今文化研究的丰富、细致理路铺陈，还是用过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宏论一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