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已经提升为我国的国家战略

从社会建设的指导思想、发展脉络和战略定位角度，党的十六大提出“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十六届六中全会又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四位一体战略任务。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增加确立为我国民主政治的四项制度之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2011年2月中央召开省部级领导社会管理创新研讨班，再次强调，要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十八大则提出“加快社会体制改革”目标，指出要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总体目标，成为从行政化“管理”转化为社会化“治理”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

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是“治理结构”现代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60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新一轮改革的重点是深化政府职能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基层作为政府行政系统末梢是与社会实体接触的基本面，在新一轮改革进程中它构成了推进和建构国家治理体系的“新基石”。什么是“治理结构”现代化？即要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边界与功能。上述三个主体，各有自己的利益，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形的利益。我们讲治理体系现代化，不仅是“党政关系”，还涉及“党社关系”，党与政府哪些领域应“退出”等深层次问题。当前执政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既要保证政权巩固、领导权不丧失，又要在市场放权、社会许多领域赋权之两难问题。

加强基层建设关键是要解决、处理好几对治理主体的关系。十八大报告中“新两个凡是”的提出解决了指导思想上的困扰，但到了社会，尤其到了基层，仍然面临如何操作难题。这在实践中，需要处理好基层多个主体间的复杂关系。现在，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三者关系是城市现代社区最难处理的关系。基层自治，要解决一堆“利益关系”问题。居委会是自治主体，但它是计划社会的产物。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其实，业主才是主体，真正利益主体。有恒产才能有恒心，其他利益都是围绕它生存的。现在为何小区业委会、居委会、物业，各自不认同？是因为各个主体都有各自利益，不能真正合作。故要厘清各自功能边界、职权，找到共同利益，才能谈合作自治。今后，基层治理改革应朝着“权职对称、边界清晰、合作共赢”多元目标推进。

当前基层社会建设问题亟待破解，尤其是像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面临的难题，可概括为：（1）探索党在新形势下基层组织执政方式、主导作用、职能转变的问题；（2）破解社会管理的“城乡一体化”（二元结构、公共服务、治理主体）问题；（3）协调基层（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等）治理主体“多元化”问题；（4）破解基层社区自治方式、社会组织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居委会基层组织“行政化”问题。

二 当前社会基层治理亟待破解的瓶颈问题

1.基层建设的体制、机制问题

当前街道——居委会社区体制模式，往往较多凸显为自上而下的纵向体系特征，社区发展的资源也主要依赖于行政性资源，社区自治组织往往形成对上负责的取向与应对考核的导向。主要包括（1）街（镇）、村（居）两级的社区治理架构缺乏科学设计，相应职能较为模糊，运行机制不够清晰；（2）街镇层面，既有条块矛盾突出，缺乏相应统筹主体，应对社会管理难点问题的联动联勤机制薄弱；（3）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向社区延伸的平台建设存在不足；（4）街（镇）居（村）之间，既有的街（镇）居（村）矛盾、条块矛盾突出，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不足，存在政府职能延伸与社区准入机制建设、“费随事转”机制落实等具体问题。

在社区治理结构和体制中，党建机制、行政机制、共治机制和自治机制之间在运作方式、权责配置等方面存在不匹配和不协调问题。基层社会组织面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