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加强社区和居民区治理和创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上海国际大都市特点的社区治理模式，已成为上海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完善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体制的重要突破口，也是检验上海全面深化改革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指标。

居委会等基层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微观基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力量。因此，创新社区治理，优化和重构居委会等社会基层组织的治理结构和权责体系，积极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居民的社区意识和参与意识，构建一个以社区为依托的多元社会治理结构和体制，对于促进政府的转型，发挥社区和居民区在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及最终创造一种和谐、美好、充满活力的全球性城市生活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上海社区治理现状

（一）居民区概况

2012年，上海共有居委会3817个、村委会1619个。据上海市第十次居（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2012年4～9月）的数据统计，参加选举的居（村）委会5169个，占总数的95.1%。其中参选居委会3687个，占总数的96.6%；参选村委会1482个，占应选总数的91.5%。选举产生居（村）委会成员25738名，其中，居委会成员20356名、村委会成员5382名。居委会成员中主任3667名、副主任1035名、委员15654名，村委会成员中主任1433名、副主任919名、委员3030名。居（村）委会成员中，35岁以下占18.1%、36～55岁占58.4%、56岁以上占23.5%；党员占55.5%，大专学历占29%、本科以上学历占13.1%。居委会成员中男性占29%、女性占71%；村委会成员中男性占66.7%、女性占33.3%。居委会成员中事业编制占2.6%，退休人员占40.6%，应（历）届大学毕业生占14.2%，失业、协保人员占15.1%。居民区书记兼居委会主任970名，居民区党组织成员兼居委会成员4984名，居委会成员兼业委会成员1257名。^[1]

“十一五”期间，全市共组建业主委员会7155个，占符合成立业主大会条件住宅小区的83.62%。截至2012年底，上海市有物业管理企业总数2625家，其中一级资质企业74家，二级资质企业399家，三级资质企业1833家，其他319家。从所有制形式来看，国有企业568家，占企业总数的21.64%；民营企业1088家，占企业总数的41.45%；股份制企业484家，占企业总数的18.44%；合资企业124家，占企业总数的4.72%；其他性质的企业361家，占企业总数的13.75%。^[2]

（二）近年来社区治理结构及居民自治的变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的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在社区共治和居民自治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和实验。

首先，作为实现社区治理重要保障的区域化党建趋于成熟，党组织在社区共治和居民自治体制机制创新中发挥了引领、动员、协调和连接纽带的作用。据我们对上海两个街镇的问卷调查^[3]，居委会干部（书记或主任）和物业服务企业负责人对物业管理党建联建机制在小区治理中的作用持肯定的评价，认为有很大促进作用和有一定促进作用的介于93.3%～100%之间（见图1）。

图1 物业管理党建联建机制评价

其次，街、镇层面的社区多元共治机制和框架渐趋成型，以社区委员会为代表的社区共治议事协商机制逐渐建立；而在居民区层面，三驾马车（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四位一体（居民区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等小区协同治理机制亦纷纷建立，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据对K社区的25家居委会和Z镇的29家居委会问卷调查，建立物业管理联席会议制度的分别为91.7%和86.2%；居委会干部和物业服务企业负责人对物业管理联席会议制度在小区治理中的作用持积极的评价，认为有很大促进作用和有一定促进作用的介于91.7%～100%之间（见图2）。

图2 物业管理联席会议制度评价

同时，在我们针对K社区和Z镇居民的问卷调查中发现，两个街镇居民在小区生活中面临自己无法独自解决的事务时，求助对象排在前三位的依次为居委会（分别为31.3%和31.2%）、物业公司（22.3%和20.1%）和业委会（15.6%和15.2%）。显然，三驾马车在目前小区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两个街镇尽管基本情况有着较大的差异（见表1），在求助对象选择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见图3），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制度、文化和居民的具体行为之间的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