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科技创新在城市创新转型发展中的作用与效应

当前，中国各城市正在经历经济结构转型、社会结构变迁、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阶段。世界经济整体发展历史和当前城市发展现状都表明，科技创新在城市创新转型中扮演着基础性作用，为城市经济增长提供了引擎，并不断显现推动城市功能提升的积极效应。

（一）科技创新是城市创新转型的基础

科技创新是中国城市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城市创新转型的基础条件。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成为世界瞩目的新兴经济体，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跻身世界第二。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相类似的是，中国城市经济呈现一种低成本的发展模式，承载着巨大的环境压力，过多依赖于物质投入的大幅度增加与投资的大规模扩张。2011年，中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27%，标志着中国已然成为“城市主导型社会”；如果保持这种发展速度和趋势，预计到2030年，中国城市数量将达到1000个左右，城市人口将达到10亿左右。^[1]然而，中国各城市的人口结构、需求结构、劳动力供给及外部环境等因素正在发生划时代的变化，单纯依靠数量扩张、“三高两低”——“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水平、低效益”的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城市创新转型。而在此过程中，科技创新将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

提升科技创新对城市创新转型的基础性作用，可以促进城市发展模式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转变，促进城市新兴生态产业的规模扩张和效益提升，也可以推动城市传统产业的生态化发展。长期来看，推进中国城市创新转型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并不在于其自然资源的丰沛度或物质条件的优越性，而在于该城市是否具有不可比拟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源源不断的知识溢出效应。未来，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科技创新作为挖掘城市竞争优势、拓展区域经济联系的主要途径，通过知识创新和溢出、技术创新和改造、业态拓展和延伸产业链，促进传统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减少传统产业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大力发展绿色生态经济，从原本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的低水平“要素驱动”增长模式转型为未来主要依靠知识溢出和信息传播的高水平“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将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二）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

世界经济整体发展的历史已证实了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世界人均收入在1000～1820年的800多年时间内仅提高了50%；而从1820年起到现在的不到200年的时间内却提高了8倍以上——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科技创新与制度变革。^[2]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究竟有多大的贡献度，一直是宏观经济学领域持续研究的重要问题。亚当·斯密（Adam Smith，1766）在其著名的《国富论》中最早阐释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科技进步”^[3]；他认为，除了资本、劳动和土地这三种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以外，技术进步其实是更深层次的要素。20世纪初，美国数学家柯布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共同提出用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1928）生产函数，来计算技术进步对新增产值的贡献率。^[4]此后，罗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1956）则在中性生产函数假设下，发现了计算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剩余法”，进一步揭示了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将科技进步从生产函数中分离出来，把人均产出增长扣除资本和劳动增长后的未被解释部分划归为技术进步。^[5]而丹尼森（Denison，1962）在库兹涅茨分析的基础上独创了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法，^[6]认为美国经济增长是由全要素生产率和生产要素投入增加而引起的，特别是发现了知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高达60%以上。基辛（D.B. Kessing，1968）考察了美国与10个发达国家不同部门的货物出口总额的比重，证实产品出口与其研发密集度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关系。Jorgensen（1973）等运用超越对数模型研究了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到20世纪末，这一领域又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罗默^[7]（Romer，1986）和卢卡斯^[8]（Lucas，1988）等提出了科技进步的内生增长模型。国际机构参与这一领域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