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上海十分重视科技创新对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从早期的“科教兴市”战略到建设创新型城市，再到当前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上海对科技创新内涵和作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渐进、演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与科技创新相关的各类主体要素、各职能部门之间的相关关系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科技创新的相关体制机制也得以形成和发展。

中央对上海提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新要求，表明，上海具备相关的优势和条件，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创新中心相比，上海还存在一定差距。一些制约科技创新和城市创新能力提升的难题仍未得到解决，并将继续成为未来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制约因素。这其中，最具有基础性、全局性的影响因素是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问题。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体制机制的本质在于提升创新主体的积极性、解决创新动力方面的问题。如果不解决体制机制这一深层次问题，主体活力、创新氛围、创新服务体系效率等具体问题都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善。

鉴于不同地区和城市发展科技创新面临的制度环境不同，历史形成的体制机制条件不同，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必须更多地依靠自身力量，从上海现有的体制机制条件中寻找实施这一系统工程的切入点和抓手。

一 上海建设科技创新中心面临的体制机制现状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上海就曾提出过“科教兴市”，强调依靠科技进步推动全市经济发展。“科教兴市”的核心是科技进步，但行动主要限于部分政府部门、科研和教育机构等，社会参与成分较少。

2003年12月，上海通过了《上海实施科教兴市战略行动纲要》，确立了“科教兴市”主战略，并将“科教兴市”战略作为建设“四个中心”的主导战略和重要手段。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后，根据国家“创新60条”，上海出台了地方版的“创新36条”以及一系列实施细则。2009年，随着上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化政策的颁布，上海建设了一批以共性技术开发为目的的产学研合作联盟，对各类产学研合作的鼓励力度进一步加大。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完善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成为上海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2014年5月，中央对上海提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新要求，这是对上海坚持“科教兴市”战略的肯定，也是对上海建设创新型城市战略的进一步提升。

总的来看，实施“科教兴市”主战略以来，上海在促进科技创新、优化创新的体制机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形成了当前建设科技创新中心面临的体制机制现状。

（一）初步形成了科技型企业成长的财政扶持机制

在科技型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成长的财政扶持方面，依据科技型中小企业初创、成长、壮大等发展阶段的不同创新需求，上海通过部市区联动、委办协同、社会机构广泛参与等多种形式，设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项目、“科技小巨人”工程、“小巨人”企业研发后补助项目，通过项目配套形式支持企业争取国家级创新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初步形成了促进科技型企业成长的财政扶持机制。

2013年，上海科技型企业创新资金立项995项，立项金额12725万元，比2012年分别增长了55.7%和48.4%。2000～2013年，创新资金累计立项达到6148项，市区两级资金投入累计18.51亿元。立项企业中，30%以上是成立不足三年的企业，60%以上企业立项前后销售收入增长超过30%，90%的企业渡过生死期得以存活下来，累计共创造90多万就业岗位。^[1]

2013年，上海科技型企业共争取到国家创新基金支持项目335项，获得国家资助经费25895万元。其中，直接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项目284项，支持金额达到18270万元；间接支持方式中，中小企业公共服务机构补助资金项目立项34项，立项金额1890万元；创业投资机构引导基金立项17项，立项金额5735万元。1999～2013年，上海科技型企业累计共获得国家创新基金支持项目3522项，支持经费约23.35亿元（见表1）。^[2]

表1 科技型中小企业财政资金扶持情况

（二）积极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网络机制

互联网时代的自主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的网络化创新。对此，上海十分重视构建科技创新的网络机制，在企业科研专项、企业技术中心、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产业集群等多方面建设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