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量外来人口的流入，大城市的环境资源承载能力受到严峻挑战，所以一些城市管理者仍然希望通过户籍等社会“屏蔽”制度限制外来人口进入，但是一个同样的事实是，虽然有户籍、社会保障等制度障碍，人口向大城市流入的趋势并没有逆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统筹城乡发展，消除二元结构是我国社会的未来发展目标，设置制度障碍显然是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的。如果不设置制度屏障，大城市人口是否会无限膨胀下去？哪些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在影响外来人口永久居留大城市呢？相对来说，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包容性还是比较强的，一些地方政府也在致力于改善农民工的生存环境，给他们应有的荣誉，使他们与所在社区居民的关系更和谐，但是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对农民工的影响如何？农民工的哪些需要满足了，哪些需要没有满足？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来回答。

农民工融入城市既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要求，也是打破城乡分割，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路径之一。但是，由于种种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约束，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影响机制是比较复杂的，从理论上分析看，制度歧视、社会歧视和农民工的市场资格是三个主要影响因素。这三大因素决定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经济地位。这种社会经济地位及其心理因素，进一步影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同时，由于农民工在来城市以前，已经习惯了农村的生活方式，进入城市以后，还有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但是这一过程是否顺利，与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环境有很大关系，因此，农民工的这种生活方式也影响着其城市融入的程度。

一 北京农民工的基本状况

2005年北京市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05年底北京市外来常住人口总量达到357.3万人，比2000年增加101.2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0.2万人。外来人口占全市常住人口的比重为23.2%，与2000年相比上升了4.4个百分点。^[1]根据2003年北京外来人口监测报告，在6岁及以上外来人口中，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占10.7%；受过高中教育的占16.4%，；受过初中教育的占57.8%；受过小学教育的占13.2%；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1.9%。在务工经商人员中，单位负责人占0.4%；专业技术人员占4.2%；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占3.9%；商业和服务业人员占51.0%，其中餐饮服务人员比重最高，占15.1%，其次是摊位经营人员和铺面经营人员，分别占8.8%和5.6%；工业生产人员占12.9%；建筑施工人员占22.5%；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占2.3%；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占2.0%；其他人员占0.8%。^[2]

北京外来人口包括城市户籍和农业户籍外来人口两部分，农业户籍的外来人口也即所谓的农民工。对于城市户籍的流动人口来说，城市融入的困难相对小得多，而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则是非常大的问题。农民工可以说是一个身份群体，他们内部是千差万别的，从小老板到建筑工，各个职业群体中都有农民工的身影。

二 调查资料的说明

2005年，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在朝阳区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做了实证调查。本次调查采用的是配额抽样方法，根据朝阳区各乡镇街道的外来人口总量随机确定9个街道和乡镇，然后在各个乡镇和街道按照比例配额抽样，对外来人口展开调研。此次调查是在对外来人口总量资料掌握比较准确的情况下进行配额，取得的样本能较好反映不同农民工群体的状况。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542份。但是由于外来人口中还有一定数量的外来城镇人口，所以，对农民工进行分析时，去掉这部分人，最后用于分析的样本是424份。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是28岁，94%左右年龄在18～45岁之间。从性别来看，男性占65%，女性占35%。从婚姻状况看，49%的是未婚，48.3%的是已婚，还有少数丧偶（1.7%）或者离婚者（1.0%）。

从调查对象的教育程度看，本次调查中，小学以及小学以下的占11.35%，初中占58.87%，高中（职高和技校）占26.24%，大中专占3.55%。

从调查对象从事的职业来看包括：单位负责人（1.45%），专业技术人员（3.62%），一般管理人员（9.66%），办公办事人员（1.69%），个体户（20.29%），商业营销人员（8.21%），餐饮、旅游、保洁、家政等服务业人员（31.16%），技术工人（13.04%），非技术工人（4.59%），其他职业人员（6.28%）。由于本次调查的目的是比较全面地了解农民工的态度，其中个体户、商业营销人员、餐饮、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