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变迁与社区公民参与性的凸显

什么是社区的公民参与？一个经典的论述认为公民参与是一种公民权利。它一方面关注公众分享信息和参与决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对权力和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在此过程中发挥弱势群体的作用。它作为一种发展战略使得未充分享有公民权益的人能够参与到信息分享、目标和政策确立的过程中来。从如何实现参与的层面还可以把由消极参与到积极参与分为若干等级，例如，“事后参与”就是一种消极参与，即政府机构已经制定好规划而公民只是规划的旁观者，他们所能做的只是接受既定的规划；而“提供信息”、“征询意见”以及政府和公民的“合作伙伴关系”就是较为积极的参与。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和社区自治的兴起，公民参与对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出来。其活动内容相当广泛，包括居委会和业主委员会直选、社区自治章程的制订、社区公民维权活动，以及对城市和社区规划的影响等等。与此同时，社区居民的参与活动不仅在社区服务层面，而且在自治管理、维权和社区决策参与的层面都不断得到提高。

2000年以来的社区参与更表现出诸多新的现象。

①在社区自治的推进过程中，居民更多地希望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过程；

②社区横向组织的发展：例如业主委员会、中介服务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开始进入社区；

③在社区体制创新的过程中，出现了强调参与规则和制度化的趋势。“公民”和“公民社会”的术语开始融入公众的日常生活，社区居民的自下而上的参与、维权意识和自我管理技能开始增强。这一点在新型商品楼社区表现得更为明显。

对于上述城市社区参与从内容到体制创新层面的一系列变化，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公民参与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流行话语。接下来的问题包括：发生这一新趋势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变化特别是社区结构的变化对公民参与意识发生作用？不同类型社区的参与观念上有何异同，它们对社区未来的治理有着怎样的影响？

从社会学有关现代化变迁的理论视野来看待公民参与的兴起，特别是那种倡导和鼓励公民广泛地参与到城市和社区治理的取向，显然与城市化、市场化、民主化和全球化等一系列社会变迁有密切关系。

首先应当看到宏观社会变迁的影响。在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变革过程中，开放和市场经济大大推进了那种介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社会公共空间的形成。尤其明显的是，随着中国城市社会基层治理从单位为主导转向社区自治为主导，政府和社区职能分工、社区直选、业主委员会和社区中介组织的出现等等，社区已经成为介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一个公共空间。

其次是公共服务和社区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城市社区生活正在经历迈向“小康型”的历史性转变，在一些社区可以说是在向“富裕型”转变。社区居民不仅物质生活和生活质量的需求不断提高，而且在精神文化和政治参与方面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

再次是由于市场体制下人们对维护自身利益的强调，以及引发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种种矛盾。例如，在新型社区里，社区成员享有住房的产权并和物业公司在物业管理方面发生了许多矛盾，在社区居民和公司以及社区居民和政府有关物业管理费、停车、污染等等问题的协商和谈判中，促进了他们维权和制度化参与意识的增长。又例如，由于城市的快速发展，旧城改造、征地和拆迁安置，引发了城市规划和居民安置问题，特别是“民告官”的案例急剧增多。在这一背景下，公众要求政府决策公开化、民主化的呼声日益高涨，而政府方面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例如，1999年实施的“政府上网工程”和200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在信息公开和决策程序公开方面为公民享有知情权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待中国城市和社区治理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兴起，其社会需求显然并不只是中国独有的。例如，新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推动了信息的扩展和传播，这就使“越来越多的公民逐渐认识到，他们有能力影响那些关乎他们生活质量的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1]有的学者指出，对公民参与的需求来自于人们广泛存在的一种不适应心理，即传统的个人和社区的交往方式不能应对经济的、工作的、家庭的和邻里的一系列新变化。有研究者指出，随着城市化和科技的发展，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