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重新认识人口形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40年的计划生育使中国人口快速增长态势得到了根本性遏制，总和生育率（TFR）多年来远低于替代水平，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转变为负增长。尽管人口规模在今后很长时期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但是人口与发展问题已经出现更为错综复杂的局面。生育率过低造成少子化和老龄化的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在这个关键时期，人口发展战略决策面临着历史性抉择。

面对当前的人口形势有两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对当前生育水平的判断。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对实际生育水平的认识陷入了一种迷茫状态。一方面，近20年来几乎所有的全国人口调查均反映出中国总和生育率处于1.3～1.5之间非常低的水平，却不断被质疑是由于严重的出生漏报所致，并通过种种间接估计将其调整到1.8左右，而这些间接估计却大多存在着技术错误或数据缺陷，存在先入为主的主观倾向。第二个问题是针对中国人口变化前景应采取的对策。首先是未来20～30年中应当选择的生育率水平，而这个决策又必须建立在对中国人口更为长远的前瞻性研究之上。但是，以往基于那个影响极大而并不可靠的1.8的总和生育率的判断，以及在计划生育方面过于求稳怕乱的心态，导致有人认为1.8的总和生育率最好还能继续维持20～30年。

事实上，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人口风险已经不再是迅猛的人口增长，而是生育率过低以及由此导致的严重少子化和过度老龄化。重新认识人口形势这项任务不仅极为重要，而且已经到了极为紧迫的境地。在中国人口发展的这个关键时刻，错误的判断和犹豫不决都将贻误时机，危及中国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普”）揭示全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18，刷新了最低生育率纪录。尽管这个统计数字可能存在一定失真，但它又一次对当前生育率过低的现状亮起了红灯，警示人们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总和生育率是研究当前人口形势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指标。近20年来，绝大多数全国人口调查数据的总和生育率均处于1.3～1.5之间，但政府主管部门一直坚守着1.8的总和生育率口径，以致政府部门所做的人口规划乃至包括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口预测也大都依据1.8左右的生育率假定。六普人口年龄结构提供了以往人口发展过程的信息，所以按六普模拟分析则能将生育率比较的视野扩展到以往20年。^[1]

图1-1提供了不同来源总和生育率的比较，可以看到按六普结果模拟的总和生育率十几年来都处于1.5以下的低水平，不少年份甚至连1.4都不到。总之，六普结果确认了以往全国性调查所揭示的极低生育率，而政府主管部门长期坚持的1.8的生育率口径则严重脱离实际。至于那个曾经惊动了上上下下、刮起“生育反弹、形势严峻”之风的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结果，被同期及以后的人口调查结果，也包括六普结果所否定。这一事态的发展印证了有关这次调查结果的质疑和分析结论（郭志刚，2009），即2006年调查的异常结果是因为其调查样本的严重偏差所致，实际上我们不仅看到生育率并无巨大反弹，而且人口老龄化先期而至了。然而，这股产生严重误导的风，至今并未得到应有的正本清源，还在影响各个方面。

图1-1 1990～2010年总和生育率的比较

图1-1还提供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对20世纪90年代总和生育率的中方案估计，它在前半段与政府口径几乎相同，在后半段则略低一些，对2000年的估计为1.68。实际上，该研究同时还特别推荐的高方案估计则为1.77，其实就是1.8的官方口径。从图中可以一目了然，这套估计与实际调查结果相距甚远，同样也被六普模拟结果所否定。

即使换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低生育率水平，同样可以显示问题的严重性。由于现实当中40岁及以上妇女的生育已经极少，人口学经常用调查数据中35～39岁妇女的平均曾生子女数来反映这组妇女的终身生育数。1990年、2000年和2010年这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取得的这一统计指标分别为2.48、1.85和1.52，而所对应的妇女年龄组则分别出生于1951～1955年、1961～1965年和1971～1975年。这一指标反映出，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在10年以前就已经显著低于替代水平（2.1），而当前更是低于替代水平0.5个孩子。六普揭示的1.18的总和生育率与其35～39岁组妇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