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必须面对的挑战——中国人口老龄化

由于“人口政策与应对老龄化策略”研讨会正好在上海举行，我们不妨以上海今天为例，展望一下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前景。

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地区，当前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上海同一指标则为23.4%，老龄化比全国提前了20年。上海的今天，就是20年后中国的情景。俞正声来上海前羡慕上海一年近3000亿元的地方财政收入。来上海之后，却大呼：“养老、医疗统筹穿帮了。”上海的养老保障收不抵支，每年财政补贴100多亿元，继扩大社保收缴范围后，资金缺口矛盾稍缓，但仍有30多亿元的缺口。

更让人不安的是上海妇女的低生育率。上海的总和生育率为每对夫妇平均生育0.7～0.9个孩子，属超低生育率。大致推算一下，如25年算一代人的话，十代人以后，也就是250年后，现在的上海户籍人口1400万人将仅剩1000多人，精细的上海人将成为“珍稀动物”。若没有平均年龄不过31岁的1000万外来常住人口的支撑，可想上海这个城市的景象会如何。

早些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国情咨文》指出，“美国正面临着把制造业从中国等地搬回来的大好机会”，原因在于中国丰富的劳力资源正在逐渐消失。最近一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一篇《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序言把中国人的注意力聚到了一个焦点：中国劳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将很快消失。

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指出，2013～2015年，中国人口总抚养比将降至最低点，之后将迅速攀升。我们现在的趋势是未富先老，旧的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在丧失，新的科技创新发展比较优势尚未形成，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1]。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则预测，中国目前的情况与以往西方国家经济危机发生的前夕非常相似，中国经济濒临困境。世界银行高路易的预测显示，2012～2015年，中国就业增长带动GDP增长的作用将从20世纪末的3.3个百分点下降为0.2个百分点。之后，就业因素对GDP增长将是负影响，也就是人口红利将见底，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将终结。

这些论据的焦点都聚集在2004年中国出现了民工荒，呈现刘易斯拐点^[2]的征兆：劳动力缺乏。这就印证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论点：受劳动力缺乏制约，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若没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大幅提升，经济增长将不可持续。这就是克鲁格曼不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的理论依据。

中国前些年还处于人口红利的收益期，不存在劳动力短缺，克鲁格曼论点的前提条件不成立。但现在中国已出现了刘易斯拐点的征兆，出现了劳动力短缺，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考虑经济会不会停滞，下一波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哪里？至此，也不得不开始提防“中等收入陷阱”了。

二 远虑和近忧要求我们必须尽快调整现行生育政策

1.远虑：入不敷出的养老保障，谁来养活中国老人

养老保障有五个多元化支撑：财政补贴，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商业保险和家庭储蓄、资产。目前中国养老保障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还没有全覆盖。二是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郑秉文指出的那样，中国养老制度没有顶层设计和长期推算，置制度长期可持续性于不顾。三是寅吃卯粮，养老个人账号目前已经亏空1.7万亿元。世界银行报告指出：“如果按照目前制度及模式，2001～2075年间，中国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四是养老五大支撑中只有基本养老保险和家庭资源支撑，替代率约为50%，而美国替代率则约为80%。中国的老年人不敢消费，尤其是早期企业退休人员在通胀预期的阴影下，紧巴巴地难过一个体面的退休生活。五是养老体制的市场化、多元化不够。众口抱怨国家出钱不够，由于缺乏精算，国家也不敢大包大揽。此外，走回头路也行不通。六是企业年金制度微不足道，积累仅为GDP的0.71%，替代率仅为1%。而美国企业年金积累约为GDP的75%，替代率约40%，因此，美国老人不像法国老人和希腊老人那样犯愁，更不像中国老人那样不敢消费。中国当前急需一个养老保障的顶层设计；养老保障的制度改革非常重要。同时，如果现行生育政策保持不变，今后为赡养丧失工作能力的老人做贡献的劳动年龄人口越来越少，好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使有好的养老保障制度也难以奏效。因此，为了走出入不敷出的养老保障困境，必须尽快着手调整现行生育政策。

2.近忧：中国1.4亿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