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口生态恶性循环”并不是必然的

反对放开人口生育政策的理由，一是认为人口总量过大会影响经济的发展，阻碍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二是认为会造成自然资源的短缺，特别是食物供给方面；三是认为会加重生存环境的恶化，破坏生态平衡。前两大问题在学界和社会上争论热烈，而第三个问题的答案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是确定的，即人口总量越大，生存环境越恶劣，自然生态系统所面对的压力越大。其实，近年来国内外大量深入研究证明，这一很多人看来似乎确定的答案在新时期并非正确。当人口与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时，人口与生态的关系也会有一个转折点。本文将讨论这一基于深入研究的科学观点及其对生育政策调整的启示。

就人口与自然生态的关系来讲，流行的观点是一种“恶性循环论”，即人口膨胀→贫穷→农地扩张→土地退化→贫穷。其结果，是不可逆转的农地持续扩张与自然生态空间的不断收缩。作为马尔萨斯人口假说的一个推论，这个观点认为：农业在地理空间上扩张的过程中，最后进入农业耕作的土地一般都是生产能力较低的土地。这类土地往往质量较差，容易退化。在许多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确实有大量例证支持这一论点。

然而近年来的土地利用变化研究却揭示出，从国家或经济体的层面上看，经济增长与生态压力之间的演进关系，也存在着转折点。正如其他领域的学者们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库兹涅茨曲线）以及与环境质量之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发现的曲线关系一样（Mather，1999）。

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经历了林草地面积扩张而农用地面积收缩的“森林转型”。这一转型的主要原因是与城镇化相伴随的人口城乡转移。输出劳动力的农村地区，特别是边远的山区，由于人口的减少和农业活动强度的降低，土地资源所承受的压力下降，生态状况逐步改善，经济发展与生态状况通过人口城镇化呈现“双赢”的局面。我们暂且称其为“生态库兹涅茨转折”。

如果说环境库兹涅茨转折与公共政策的关系更大，而生态库兹涅茨转折则主要是某种发展条件决定的。这个条件就是工业化和城镇化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对农业的约束。工业和城市部门的发展带动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不断上涨的务农劳动力机会成本传导到农业土地利用，使难以借助机械化实现劳动力替代的山区发生农地弃耕，进而促使以林地和草地为代表的自然生态用地扩张，即森林转型，是发达国家经济与生态“双赢”局面形成的根本机制。

生态库兹涅茨转型假说为我们判断中国生态状况的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线索。那么在新时期的中国，特别是刘易斯拐点之后，促使这一转型的外部条件究竟是如何变化的？又对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有什么启示？

二 山区农地退耕是生态压力下降的根本原因

近年来欧洲学者在对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个较为普遍的规律，这就是森林转型（Mather，1992）。他们发现，在一个国家从落后的农业经济向发达的工业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普遍经历了森林面积从净减少到净增加的过程。这一规律最初是根据欧洲和北美工业国森林面积的历史变化总结出来的。例如苏格兰、法国、丹麦及美国等。Mather本人和其他学者在随后的大量经验性研究中，发现葡萄牙、希腊、爱尔兰等欧洲较不发达国家，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西兰、印度、越南等亚太新兴经济体以及墨西哥和洪都拉斯等中美洲发展中经济体，也先后发生了森林转型（Mather，2007）。据Rudel等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统计，全球已有50多个国家经历了森林面积从净减少到净增加的森林转型（Rudel，2005）。

图5-1 生态库兹涅茨曲线

关于森林面积增加的驱动力，Rudel归纳出两条典型的路径，即森林转型的“经济增长路径”和“森林短缺路径”（Rudel，2005）。前者指经济增长创造非农就业机会，使大量农村劳动力脱离农业，造成劣质农地的退耕，部分耕地因此恢复为森林。于是，对应于森林转型，农地面积变化呈现倒U形曲线的形态（图5-1）；后者指社会对林木产品的需求增加，价格信号驱动人工林面积扩张。当然，政府的植树造林等政策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这在亚洲国家的案例中表现较为明显（Mather，2007；Lambin，2011）。不过，公共政策往往是由环境和生态压力的恶化所驱动的。森林砍伐造成的生态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