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人口也经历了迅速的转变。当前，中国的人口经济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人口的结构性矛盾正逐渐取代总量性矛盾成为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中的主要问题。在长期低生育水平条件下，中国人口老龄化不断加速，人口抚养比在2010年降到谷底之后，2011年开始上升。这意味着长期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的终结。人口抚养比转入上升通道，将会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本研究在构建中国经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和社会核算矩阵（SAM）基础上，对未来人口抚养比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情景分析。本文仅把主要研究结果呈现给读者。

一 中国未来劳动力供给和人口抚养比变化趋势

为了对未来的劳动力资源做出预测，我们采用了翟振武教授对中国2010～2050年人口变动所做的预测。该预测设计了四套生育率变化方案：总和生育率（TFR）分别为1.3、1.6、1.8和2.1。2010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8亿，2015年将达到峰值10.01亿。预测结果表明，无论是何种生育率方案，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均从2015年左右开始逐步减少（见图10-1）。

图10-1 在不同生育率水平假设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变化趋势

与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相比，1.3的生育率方案中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50年减少2.45亿，1.6的方案将减少1.72亿，1.8和2.1的方案将分别减少1.25亿和0.54亿。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已经低于1.6，即使生育政策放宽可以使总和生育率提升至1.8或者替代水平左右，中国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已成定局。另一方面，中国的老年人口进入了快速增长时期。2010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1.2亿，2030年和2050年将分别增长到2.2亿和3.2亿。

老年人口的增长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必然导致中国抚养比的提高。目前，中国人口抚养比已经进入了上升时期，特别是老年人口抚养比提高得更为迅速（见图10-2和图10-3）。

图10-2 中国人口总抚养比变化趋势

图10-3 中国老年抚养比变化趋势

劳动年龄人口并不等同于现实的劳动力。因此，我们还需要对劳动年龄人口的分年龄组劳动参与率及其变化趋势做出分析和判断。根据目前中国分年龄组的劳动参与率，并考虑到未来教育发展对青年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我们估算了2010～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出未来各个年度的劳动力规模（见表10-1）。

表10-1 2010～2050年中国劳动力供给预测

预测结果表明，与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趋势相同，如果未来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能出现回升，劳动力规模将会大幅度减少。在TFR=1.3的情况下，劳动力总量将从2010年的7.48亿减少到2050年的5.45亿；在TFR=1.8的情况下，劳动力总量将减少到6.30亿。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将使人口实际抚养比大大提高：2010年，平均每个劳动力负担0.5个人，2050年平均每个劳动力将负担0.8～0.9个人。

二 人口结构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

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两条路径：一是劳动力供给的变化；二是对储蓄率的影响。生命周期储蓄理论认为，老年抚养比与储蓄率之间具有负向关系。我们认为，在一个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应该存在这样的一个长期关系，但是在社会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譬如说，在老龄化的起始阶段，这种关系可能并不具有生命周期储蓄理论反映的规律。这时，预期寿命的延长会激励人们在生命周期的工作阶段增加储蓄以备后需。因此，这时老年抚养比和储蓄率有可能会呈现正向关系。由此可见，仅仅将人口年龄结构和国民储蓄率之间的关系用正向或负向来规定有失偏颇，有必要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来考察老年抚养比与国民储蓄率的阶段特征。为此，我们结合中国1990～2009年的分省面板数据和日本1955～2009年的总量数据对人口年龄结构和国民储蓄率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并在此基础上设定未来中国人口结构转变对储蓄率的影响方案。

我们的计算结果表明，两种抚养比的系数在不同模型设置中表现得较为稳定：老年抚养比系数范围在3.273～3.726之间，少儿抚养比系数在-0.625～-0.434之间，并且在统计上都异常显著，也就是说老年抚养比每提高1%，在1990～2009年间的作用是使国民储蓄率提高的程度稍大于1%，少儿抚养比每提高1%会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的幅度为0.46%～0.65%。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少儿抚养比的变化要远小于老年抚养比的变化，再综合影响系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