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多年来中国低生育人口形势的延续和发展，中国学界和公众讨论建言调整一胎生育管制政策的呼声日高。

中国官方政策也在发生微妙变化。例如2006年底中国决策层发布《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指出“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既要坚持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基本经验，又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2012年4月中国政府发布《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肯定“人口增长势头减弱”、“人口抚养比在经历40多年下降后开始上升”、“老年人口出现第一次增长高峰”。文件虽仍提到“保持生育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同时要求“深化人口计生综合改革”。

是否要放开一胎生育管制政策，与如何看待人口形势有关。不久前公布的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判断形势提供了几点新的权威性信息。

第一，中国人口总量比官方早先预期的数量少。六普结果显示，2010年末中国人口总量为13.41亿人。这个数字比2000年中国决策层设定的2010年控制数14亿少大约6000万人，比2006年设定的2010年控制数13.6亿少将近2000万人。

第二，中国人口净增速比原先预测的目标慢。2000年《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预测：“未来十几年，中国人口数量还将持续增长，预计年均净增1000万人以上。”比较六普数据与2000年五普数据，十年间实际年均净增量为734.8万人，比预测数据低出25%以上。

第三，中国总和生育率比主管部门原先认定的水平低。虽然中国人口计生主管部门长期认为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学术界以及政府统计部门诸多调查和研究项目提供数据都显示，全国总和生育率早已降至1.5～1.6上下。总和生育率这个关键参数高低对判断人口形势具有重要影响，六普结果再次提供了显著低于1.8的总和生育率数字。有的人口学家利用六普数据进行模拟研究，结果显示201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在1.3上下。

由此可见，中国面临的人口形势主要风险，已不是人口增长过快，而是生育率偏低导致过度少子化和老龄化等问题。1980年出台一胎政策时判断，人口“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40年以后才会出现。我们完全可以提前采取措施，防止这种现象发生”。然而，中国现已面临未富先老挑战，“十二五”人口规划也承认中国“已经是老龄化社会”。在客观认识人口长期演变规律和现实人口形势基础上，加快调整一胎政策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需要说明，调整一胎生育政策与继续实行计划生育国策可并行不悖。计划生育（family planning）是利用近现代生育科学知识和相关技术对家庭生育行为进行理性自愿调节的概念和产物，各国都有长时期的相关实践。计划生育政策可以也应当在充分尊重公民个人与家庭生育选择自由的基础上设计和实施，不必以行政或法律力量对公民生儿育女数量选择施加外部硬性管制。

新中国计生政策演变史也说明了这一点。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就开始倡导非强制性计划生育，即便在错误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时期也并未完全放弃计划生育方针。20世纪70年代开始温和调控家庭生育子女数量，实行“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政策，比后来严格一胎管制较有弹性。

一胎管制政策开始于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虽然原文表述是“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但在实际操作层面逐步形成严格定量规制要求。由于政策目标与很多普通群众个体意愿不尽一致，严格执行一胎政策难免发生强制性做法甚至个别极端事件。

当初设计实施一胎生育管制政策，主要是担心人口过快增长会严重制约经济发展，妨碍中国实现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目标。政策意图无疑是好的，实施结果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口增速。回头总结经验教训，政策制定和执行偏颇与当时的认识局限有关。

局限之一是当时对经济增长本身会自然调节人们生育行为这个现代经济的基本人口规律认识和重视不够。一国经济发展及人均收入水平提升，通过改变人们生育选择行为的预期收益与代价，会自然内生出抑制生育行为和人口增长的规律。这意味着可以在保障与尊重公民生育选择权的前提下，实现对过高生育率的调节，并解决人口增长过快问题。

这个理论常识得到近现代广泛国际比较研究与实践经验的支持。发达国家普遍处于低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