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口问题殊为复杂，以致相关应对措施往往左右为难：既有人口存量举世无双的多，也有人口增量危机重重的少；既有东中部多数省市人口密度赶韩超日的高，也有全国来看的地广人稀；既有“民工荒”，也有“就业难”。这种多“难”，使得研究中国人口问题不能单向思维和整体化，必须根据研究主题化整为零、分而析之。对“民工荒”和“就业难”并存，如何理性看待其现象背后的合理性？本文始于文献综述，从中找到已有研究有待发展之处，并基于此，利用最新的人口普查和就业调查数据，分省深入分析中国“用工荒”背后的人口问题本质，为相关决策提供思路。

一 关于“用工荒”问题的文献综述

（一）“刘易斯拐点”研究

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危机导致我国东部沿海外向型产业基地出现了严重的“民工荒”现象。国内人口领域的学者引入“刘易斯拐点”这一概念^[1]，分析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人口流动与城乡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而“民工荒”等问题的出现，是否意味着我国进入劳动力流动的“刘易斯拐点”阶段，我国学术界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阶段。蔡昉认为，目前我国劳动力增长速度大大趋缓，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再能够无限供给，因此能比较快地就到了“第一个刘易斯拐点”，大约在2009年，这是毋庸置疑的。因而其更关注的是如何达到“第二个刘易斯拐点”，也就是如何能实现城市和农村的边际生产率基本相等的均衡状态，据其估计大约在2015年左右（蔡昉，2007）。吴要武根据其研究支持和推进了蔡昉的论断。其从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出发，推论“刘易斯拐点”到来后应该发生的社会经济现象，然后从非技术劳动者的工资变化、非正规就业规模变化等角度检验了这些推论；并指出，证据显示，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中的“第二个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吴要武，2007）。日本学者大塚启二郎更为“激进”一些，其利用中国城镇制造业的实质工资变化情况判断中国已经通过了“第二个刘易斯拐点”。田岛俊雄同意蔡昉对我国较快地达到“第一个刘易斯拐点”的判断，但其估计2013年前后中国经济社会将通过“第二个刘易斯拐点”（田岛俊雄，2008）。荣世芳对我国出现“第一个刘易斯拐点”的时间的判断较蔡昉更早，其通过对2005年以前（尤其是1997～2005年之间）的经济数据计算得出，1997年我国就出现了“第一个刘易斯拐点”。但其认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数据资料表明，我国已经达到“第二个刘易斯拐点”（荣世芳，2009）。张晓波等基于对甘肃省农忙和农闲时期工资的发展演化模式的长期调研发现，无论其他影响因素是否被控制，实际工资水平总是不断地向上攀升。贫困地区实际工资在加速上涨，甚至农闲时期也是如此，表明剩余劳动力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经济到了刘易斯拐点（张晓波，2009）。

有的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我国尚未进入“刘易斯拐点”。王诚认为目前我国出现的“刘易斯拐点”只是“准刘易斯拐点”，即产生了工资可能持续上升的趋势，但并没有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现代部门转移的结束。而要到达“第二个刘易斯拐点”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是因为，即使按照我国目前9.5%的高增长率下每年1%的城市化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完毕还需要40年左右的时间。而按照目前我国所面临的内外经济状况，已不可能再维持另一个或两个20年的内需不足条件下的持续增长。由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完毕还需要比40年更长的时间（王诚，2005）。樊纲也认为“刘易斯拐点”还远未到来；并表示，中国经过30年的大发展转移出了2.5亿～3亿的农民，现在仍然还有2.5亿～3亿的农民，因此中国仍将长期处于劳动力过剩阶段。只有农业劳动力在全国劳动力中的比重到了10%左右，才到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樊纲，2007）。日本学者大泉启一郎认为，即使中国整体进入了“人口负荷期”，但沿海地区城镇仍有可能因为人口流入而保持人口红利（大泉启一郎，2011）。刘洪银通过实证分析方法，从中国农业发展背景分析中国的“刘易斯拐点”，研究得出：中国农业收入变化与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脱节，我国农业仍然存在数量可观的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零的剩余劳动力，中国现阶段尚未真正进入“刘易斯拐点”，农村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