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曾毅教授等人组织的2005年和2008年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论坛以及随后出版的专著撰写的积极参与者。虽然2012年的本次论坛开会时，我正在英国讲学，未能与会，但我对这次会议的胜利召开和产生的丰硕成果，即关于“为何必须尽快调整现行生育政策”重要问题的研讨十分关注。因此应会议组织者曾毅教授的邀请，在此谈谈我本人关于为什么必须尽快将现行生育政策调整为普遍允许生育二孩、科学完善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研究心得。

转型中国的人口发展战略和生育政策，是社会管理和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人口发展问题是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以及人口自身再生产规律的多维度协调、复杂自适应问题；制定我国人口发展战略，既要全面考虑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现实，又要科学审视全球化人口发展规律和特征，更要辩证地实现人口发展既是手段又是目的的人类基本价值。调整现行生育政策，是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重要机遇；实行二孩生育政策，是用科学发展观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重要战略选择。

一 转型时期中国人口国情现实

人口问题是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中国面临的重要结构问题之一。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相当于十几个上亿人口国家的人口总和。这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影响着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发展。2011年4月底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大陆人口规模已经达到13.4亿人，比《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2010年总人口控制目标（也是约束性指标）的13.6亿人少了2000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总人口数相比，10年共增加7390万人，年均增长率0.57%，增速相当于1990～2000年间年平均增长率（为1.04%）的一半。

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趋势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发生逆转。从1998年开始，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就已经降到10‰以下，率先进入低人口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行列。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已经是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极低的国家之一，200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降到5‰。这些数据说明“我们国家计划生育的政策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和执行，人口总量得到了有效控制”^[1]，实际上反映了中国进入了比较严重的少子化阶段，妇女总和生育率在1.6左右，大大低于替代生育水平（2.1）。而随着生育率惯性下降，今后十年（指2010～2020年）人口增长率还会进一步下降，不仅明显低于刚刚通过的《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2011～2015年）所提出的0.72%，而且总人口规模还明显低于该规划所提出的13.9亿人的约束性目标，估计可能在13.65亿～13.7亿人之间，比规划目标少了2100万～2500万人。

六普调查的数据使我们对总人口及其构成、分布和特征的“家底”心中有数，又使我们对未来人口增长惯性及挑战未雨绸缪。当前，我国已面临一系列新的人口问题：中国妇女生育率是不是越低越好？总人口增长速度越慢越好？怎样用辩证的、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人口国情的新变化及趋势？怎样前瞻性地预见、主动地适应、积极地应对中国人口发展的挑战？怎样为后人减少人口负债、增加发展红利？这些都需要“用数据说话”、“让事实证明”，真正“实事求是”，勇于“思想解放”，及时调整与当下及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生育政策和退休政策。

二 调整生育政策是当前统筹解决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问题的战略选择

从人口发展规律来看，既要避免过高增长，也要避免负增长。特别是当妇女总和生育率长期明显低于妇女替代生育水平的时候，就会导致少儿人口、青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持续下降，以及随后总人口规模的持续下降。

事实上，我国少儿人口首先出现了绝对数大幅度下降的趋势，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少子化”。1995年前后我国0～14岁少儿人口绝对数达到了最高峰，大约为3.34亿，而后便持续下降，2011年减少到2.22亿，比1995年减少了33.5%，占总人口比例的16.5%。^[2]这与印度的情况正好相反，从1990年起印度0～14岁少儿人口就已经超过中国，在2010年达到3.74亿^[3]，高出中国68%，这意味着15年之后，15～30岁青年人口比重高出中国68%。这也意味着中国需要及时调整人口生育政策，适当提高妇女生育率，扭转少儿人口大幅度下降的趋势。

我国的15～59岁劳动人口大约在2015～2020年间也会达到最高峰，约为9.23亿，而后开始持续下降。最迟在2025年印度的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会超过中国；到2050年，中国的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