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陷入困境。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矛盾激化。糟糕的经济形势，引发了欧洲国家的政治危机。自欧洲债务危机以来，已经有11名欧洲国家领导人受累于债务危机而下台。在世界另一端的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陷入长期低迷。自2006年小泉卸任后，五年内已更换了六次首相。发达国家究竟怎么了？

单从经济周期的角度出发，我们无法解释目前发达国家的现状。因为经济周期总是循环往复，然而，近些年发达国家却频繁地出现如此多的经济、政治混乱。另外，日本经济已经一蹶不振长达20多年，这并非简单的经济周期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以长期的视角来研究发达国家经济危机的症结所在。本文着眼于最基本的因素——人口转型，来探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政治动荡的原因；结合中国的人口转型，分析中国未来的人口趋势，提出政策建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为欧洲、日本60至80年代的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劳动人口的储蓄转化为资本，年轻人口的创新发明推动了技术进步。然而，随着“婴儿潮”一代步入老年，以及生育率的降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减速，日本经济甚至陷入了长期低迷。在经济快速增长时，发达国家短视地推出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然而，当经济增长放缓，老龄化不断加重财政负担时，这种优厚的福利体系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因为政党选举需要民众的选票支持，领导者不敢轻易削减社会福利。于是，政府只能长期借债，苦苦维持，最终导致主权债务危机。当债务危机爆发后，紧缩财政支出、削减社会福利已迫在眉睫。可是民众不答应了，于是游行示威成为家常便饭，领导人的更迭屡见不鲜。

中国的人口红利为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助推了工业化进程，劳动人口的高储蓄为投资提供了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的提升带来了生产率的迅速增长。然而，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中国未来将面临劳动人口短缺、工资成本上升、生育率下降、老年抚养比上升等问题。因此，目前的政策制定需要未雨绸缪，放眼未来。

二 人口转型

人口转型，是指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高出生率、低死亡率，进而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转变的过程。图15-1显示了西欧国家工业革命时期的人口转型。在工业革命之前，农业社会的出生率、死亡率都很高。工业化阶段的科技进步、贸易扩张等极大地提高了生活水平，改善了医疗条件，降低了死亡率。正当人口增速趋于平缓时，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西班牙大流感、大萧条致使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

图15-1 西欧的人口转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又经历了一次人口转型。二战结束后，因大萧条、战争而推迟结婚生育的人们开始生育，迎来了历史上著名的“婴儿潮”时期，婴儿出生率急剧升高。医疗条件的改善也使得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这20年的人口膨胀使美国的总和生育率一度达到了3.5，即每个育龄妇女平均养育3.5个孩子。然而，这样的生育高峰并没有持续多久。1970年以后，女性逐渐走出家门，进入劳动力市场，生育意愿大大降低，教育水平的提高也使得人们更多地考虑孩子数量与质量的权衡，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逐年下降（图15-2）。

图15-2 发达国家总和生育率

当人们的生育意愿降低时，人口的迅速老龄化成为一个新的重要趋势。2010年，英国、法国的预期寿命均达到80岁，美国达到78岁，日本则达到了83岁。作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日本65岁以上人口比例从1960年的5.7%上升到了2011年的23.1%。虽然出生率的降低使得少儿抚养比下降，但是老龄化使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幅度超过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幅度，使得总人口抚养比上升（图15-3）。

图15-3 日本的人口抚养比

三 人口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从经济学角度解读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马尔萨斯理论持消极观点，认为人口增长不利于经济发展（Todaro and Smith，2009）。该理论认为人口增长会瓜分经济增长的成果，导致人均收入下降，从而拉低经济增长速度。在工业革命前的农业社会，技术进步缓慢，少量的食物产量增长确实有可能被人口增长瓜分掉。然而，马尔萨斯理论忽略了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