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受破坏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也是全国进行改革最早的省份之一。现在，人们谈论改革的历史起点，一般都是从1978年底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而从四川看，作为改革试点，则是在此之前。

一 推进农村改革，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四川面临的问题很多，但最紧迫的任务是解决老百姓尤其是农民的吃饭问题。当时，农民的口粮每天不足半斤，大部分人呈饥饿状态；城镇居民每人每月19—21斤，是全国城镇配给口粮最低的省份，蔬菜和副食品供应很少，营养严重不足。因此，要在大乱之后安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必须从让老百姓吃饱肚皮入手。

1978年夏，英国《泰晤士报》的一位记者采访四川农村。他回到成都后，要求会见赵紫阳书记。会见时，提的问题很尖锐，他问紫阳：“为什么农民自留地的庄稼长得那么好，集体地的庄稼长得那么差？”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不好正面回答，但紫阳对此情况是心知肚明的。他一方面对记者进行了正面回应，一方面开始酝酿解决这个尖锐矛盾的重大举措。他敏锐地意识到，要较快地解决农民的饥饿问题，最有效的方法是扩大农民的自留地面积，而且不需要中央审批。省委经过讨论，果断地做出决定，把农民的自留地从占总耕地面积的7%扩大到15%。农民饥饿的问题在一年时间就基本得到解决。但要根本上解决农业生产问题，仅扩大自留地面积是不行的，必须要调动农民种好集体耕地的积极性，才能增加粮食生产，同时要减轻农民的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而要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必须要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把农业生产的自主权交给农民。

如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广大农民和基层农村干部都是心照不宣的。在上世纪60年代大饥荒时期，四川泸州、宜宾地区的农民就自发起来搞包产到户，基层干部和地区的领导认为是一种好形式，积极给予支持，饥荒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但省和中央发现后，不但不予支持，反而以“自发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帽子扣在农民和干部头上，强迫恢复到人民公社生产体制和分配体制，打击了农民，批判处分了干部，使农村又回到担惊受怕的时代。

粉碎“四人帮”后，政治环境有了很大变化，包产到户又在部分农民中萌发起来，偷偷地搞包产到户的情况时有发生。哪里搞包产到户，哪里的承包地庄稼就长得很好。紫阳同志明白，这是农民对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无声反抗。只要顺农民之意，把种田的自主权交给农民，农民的积极性就可以调动起来，农业就能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他和四川省委的领导同志不顾当时的反对舆论，冒着政治风险，把四川农村按四川的地貌分平原、丘陵、盆周山区三大块进行不同形式的包产试点。平原地区实行包产到组，丘陵和山区实行包产到户，山区困难较大，除实行包产到户外，又加了一条，暂时免缴农业税。城郊农民冲破不准搞蔬菜和副业产品生产的限制，冒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险，自发地恢复农贸市场，以个体户形式，向城市居民销售蔬菜和副食品，大受城市居民欢迎。赵紫阳和省委又根据农民的意愿，组织了专业户、专业组、专业队，发展多种经营，既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又解决了城市居民蔬菜和副食品供应问题。

这样，四川的农村改革就形成了由四个部分组成的政策体系：一是扩大自留地，尽快解决农民吃饱问题；二是根据四川实际，分别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力很快得到解放；三是对盆周山区农民暂时取消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四是发展农村专业生产，提高农民收入和解决城市蔬菜及副食品供应问题。这是兼顾城乡的重大举措。在制定、实施这些政策时，紫阳是有一定的保留的。因为当时全国议论纷纷，反对之声不小，他自己心里也不踏实。为此，1980年初，紫阳在离开四川前的一次省委办公会议上明确宣布，农村政策改革“到此为止”。后来，我听说，次年，紫阳出国考察回来路过四川时，对当时的省委领导讲：我临走时讲的那些话束缚了你们的手脚，现在可以放手了。这里讲的“那些话”主要指“包产到组”“到此为止”。

赵紫阳设计和领导的四川农村改革，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诸方面突破了一系列问题：一是动摇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把农户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