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从绥化行署调到省里工作，先任黑龙江省农机管理局机械化指导处处长，后任黑龙江省政府办公厅调研室副主任。1983年到1993年，一直在黑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省体改委任副主任。其间，1987年又兼任黑龙江省《活力》杂志社总编和社长，1992年被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省行政干部学院聘为兼职教授。1993年，我从黑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领导岗位上离休，至今已20个年头了。今天，当回忆黑龙江省改革初始阶段的那段艰难岁月的时候，不能不令我感慨深长。

揭开黑龙江农业机械化的盖子

1980年，在安徽省农村包产到户的示范下，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全国已呈燎原之势，而黑龙江省农村正处在全党大办农业机械化的高潮中。省委决定，在农业机械化水平较高的杂粮产区绥化县，进行“以机代马”、取消“两套成本”、快化快富的试点。省委书记杨易辰挂帅，省农机管理局几位局长先后在绥化县蹲点。同年4月，国家农机部长在省农机管理局长吕洪儒陪同下，到绥化县进行考察，拟再拨巨资，为绥化县进一步提高“化”的水平。这时候，我刚从绥化行署调到省农机管理局不久，任农业机械化指导处的处长，我是拥护省委这一决定的。

1980年春季，在这种一派“化”的大潮下，我和处里3位同志在绥化检查机拨小麦情况。我发现，群众被机“咬”了、被机“歼”了的呼声越来越高，怨声载道。有些农民反映：“机械化好，人和马匹没活干，人享机械福，马养机械腰，就是收入没提高。”通过半个月的深入调查和综合分析，我改变了原来的想法，向省农机管理局党组和省委农村工作部写了《关于绥化县农业机械化新情况的调研报告》，提出了与省委领导和农机权威完全不同的看法。在肯定绥化县大办农业机械化积极作用的同时，用大量事实和数据揭示了农业机械化前进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农机数量逐年增多，机拨面积却逐年下降；机车普遍“吃不饱”，半干、半闲的现象严重，作业量大幅下降；农机队伍思想波动，机具技术状态下降；生产队经营拖拉机后，出现小队机车与大队机耕队机车争活干的现象；一些地方出现“封车买马”的现象。我们认为，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农机具不配套。在不能把劳畜力在生产全过程解放出来的情况下，盲目增加机车投放数量，不但增加生产成本，更重要的是机械化替代下来的人畜力，由于生产门路窄而没有出路，没有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没有给农民带来经济实惠。县统计局提供数据表明，1979年，全县农村人均收入为110元，比1970年还少一元。所以，群众叫苦不迭。同时，我建议，党要加强对农业机械化工作的领导，对目前出现的问题，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开展讨论，端正指导思想和行为。特别要注意从实际出发，处理好化和富的关系，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其他“几化”的关系。“以机代马”是个历史发展过程，目前条件还不具备。靠国家花钱买机械化，只有国家一个积极性，农民是不认账的。只有把农业机械化同农民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给农民带来经济实惠，才能使农业机械化事业不断前进。

在当时“左”的余毒尚未肃清的形势下，我的调查报告无疑是捅了“马蜂窝”。一时间，“否定农业机械化”的批评、指责的声音从四面八方涌来。这一年4月，在副省长王操犁主持的农口主要负责同志的会议上，我带着“闯祸”和“革职为民”的思想准备，汇报了调查报告的主要观点。始料不及的是，王副省长充分肯定了调研报告，激动地站起来说：“太好了，机械化的盖子让你给揭开了！”这句话，他连说了两遍，并对省农机管理局不如实反映情况提出严肃批评，要求农口各委办厅局都要召开党委或党组扩大会议，讨论我的调查报告，端正农业机械化的指导思想，为安排节余劳动力寻找出路。他还让我把调研报告加以整理送他，由他向省委汇报。会后，由省农机管理局长带队，组成了包括我在内的7名处长的工作组，到绥化县经过10余天的再调查，证明我反映的问题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有些问题甚至比我反映的情况还要严重。局长指定我再写一个调研报告，上报了省委。

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改变上层的思维定势，取得共识是很困难的。尽管王副省长肯定了我的调研报告，并由他向省委做了汇报，但没有听到省委主要领导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