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我国广阔的国土上，展开了一幅以改革为主旋律的历史画卷。改革作为一场伟大的社会实践，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常州作为全国最早的改革试点城市，担当了改革的先行者，经历了由农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到社会各个领域、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走出了一条具有开创性、典型性、富有常州特色的改革之路。

1982年3月，国务院确定常州市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批准了《常州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初步规划》。常州市在改革道路上解放思想、奋力开拓，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当时，我任常州市市长，有幸参与并组织了常州的各项改革工作，为中国的改革试点尽了绵薄之力，回想当年的工作，仍然历历在目。

自常州市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以后，全市上下以制定总体规划、发挥中心城市作用、促进城乡互助互利、实现部门和地区有机结合、促进政企分开、实现经济和科技及各项事业协调发展、建立经济效益较高的经济区为出发点，从经济管理机构、计划管理、市管县、财政税收、金融信贷、外贸、科技等12个方面进行改革试点。

一是财政体制改革。经国务院批准，常州在全国城市中第一个进行财政递增包干试点。国家对常州市区实行“核定包干基数、逐年递增上交、收支比例挂钩、超包地方分成、短包相应赔补，一定三年不变”的财政递增包干体制。为层层落实财政承包，常州建立区、乡两级财政，对指标层层分解的办法，在市内，让8个工业公司向市实行承包，公司所属全民工业企业向公司实行利润承包；对区县，划定收支范围，确定收支基数，收支比例挂钩。此举一方面调动企业增产增收的积极性，使公司和企业通过超包分成取得一定自我发展资金；另一方面增加了区财政，完善了区政府的功能，促进了区、街道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二是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20世纪80年代初，常州市围绕搞活企业，实行“三放”“三改”举措。“三放”即放开经营方式，放宽经济政策，简政放权。“三改”即改革企业领导体制，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实行利改税和财政递进增长分成的经营责任制，确定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改革企业分配制度，试行以企业内部多种分配形式为主要内容的内外结合的配套改革。在“三放”“三改”的基础上，普遍推进“两保一挂”（保上缴利税、技术改造，实行工资总额与上缴利税挂钩）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市属工业、流通、建筑、交通企业承包面均超90%。与此同时，全市广泛推行包括企业领导体制、人事制度、劳动制度、分配制度、内部机构、内部银行为主要内容的六项内部配套改革。在改革企业领导体制方面，1984年，常州市被国家确定为全国实行厂长负责制试点城市。按照“大胆探索、精心指导、稳步前进”的工作方针，常州市在全国率先推行厂长负责制。到20世纪80年代末，全市95%的县属以上工业企业实行了厂长负责制。这既发挥了厂长的中心地位和作用，又确保党委的监督保证作用和职工民主管理作用的进一步发挥。

三是金融体制改革。1986年1月，国务院确定深圳、广州、武汉、沈阳、常州5城市为全国首批金融改革试点城市，其中常州是唯一的中小城市。我代表常州市在广州召开的全国专题研究金融体制改革的会议上发言，重点介绍常州在发展短期资金市场，设立多种金融机构、创新多种使用工具、探索专业银行企业化经营等方面的改革尝试。

四是加快市场体系建设步伐，增强城市服务功能。1978年后，常州市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把加强市场建设作为流通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促进地方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对培育市场体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80年代初，随着以家庭承包经营为特征的农村经济承包制的推开和个体工商业的发展，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农副产品和日用消费品市场也发展起来。这一时期的市场，一般都是小型、分散和自发的，尚未形成完善的市场管理网络和组织运行机制。1983年7月，常州建立了全国最早的商品批发市场，并先后组建了工业品贸易中心、农副产品贸易中心、粮油食品贸易中心和迎春小商品市场等综合性和专业性商品市场，为搞活商品流通创造了条件。从1985年初至80年代末。随着国家大力削减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