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开启了当代中国历史新纪元。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以〔79〕50号文件批复广东、福建两省报告，赋予两省先行对外开放，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试办深圳、厦门等4个经济特区。从此，福建省改革开放的大船扬帆起航。

一 福建省早期的经济体制改革

1.省领导叫我搞体改工作

1980年8月，我到省政府办公厅担任二处（经济处）处长，在承办省政府组织领导全省经济活动的实际工作中，接触到大量改革开放的信息，感受到了时代前进的脚步。10月，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与福建省联系体改工作机构问题，省政府一位副秘书长叫我函复：福建的体改机构设在省政府办公厅。这是我初次知道全国已设立了机构，掌管经济体制改革工作。

1982年12月，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童大林来闽，省委书记项南和他座谈全国全省改革任务，一些工作人员在座。项南同志似乎和他较熟悉，在讲到福建打算单独设立体改机构时，说：“上面却不同意（我理解是指中央编制部门），看来省委还做不了决定。”后来，福建省政府机构设置方案中，设立一个体改办公室，和省政府办公厅合署办公，可能是兼顾了上下的要求。

省委把1983年定为改革之年，加强了组织上、思想上、措施上的准备。是年3、4月间，有次在省政府大门口遇到胡平省长，他叫我去搞体改工作。接着，见之于文字，由省政府办公厅答复国家体改委：“经省委研究，省体改委主任由省长胡平兼。办公室领导人肖苏、金凌（肖苏时任省政府副秘书长，后来仍在省政府工作）。”很快，省委正式发文，胡平兼任省体改委主任。当时，还没有机构和专职工作人员，但均在加紧筹备。以后，省委任命了副省长兼秘书长王一士等3个体改委副主任。8月下旬，省体改委领导包括我共3人，工作人员两人陆续到位，开始正式运转，日常工作由体改委专职副主任郭亮如主持。当时，我的身份是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分管体改工作。

9月19日，我们造访国家体改委，童大林的秘书用汽车把我们接进中南海。童副主任召集试点组、调研组、理论科教组等几个组的负责人，向我们介绍了他们近期工作重点，童也讲了指导性意见。通过他们介绍，我们了解到，一是国务院成立了计划、价格、外贸、利改税等若干个组研究方案，有关综合部门参加。利改税方案已经出来，生产资料价格改革有了方向，总共算是有了一个半方案。其余的正在进行，近期还出不来，特别是计划体制争论很激烈。二是国家体改委正抓常州、重庆、沙市等几个城市的试点，侧重点各有不同。市管县、构建经济网络、劳动工资制度改革、港口水运体制下放、利改税等，都在点上试。三是在指导思想上，城市改革要从研究企业改革入手，解决好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要重视提高企业素质，要有企业家来办好企业。另一个问题，是要从市管县扩展到研究经济区的建立，城市间的联合，商品流通要搞活。此外童大林充分肯定福建省抓改革决心很大，鼓励大胆干，不要等待，就叫“试点”，省里自己试。

在京期间，我们还拜访了财政部利改税办公室主任陶省隅司长。陶司长把利改税称作开启城市改革的一把钥匙，特别是第二步利改税，将解决第一步利改税存在的税利并存的不足，完善为全部用缴税形式处理国家与企业关系，可以促进企业更加关心经济效益。他介绍了第二步利改税的办法和全国初步测算结果，答应近期到福建做详细介绍和指导。这次赴京，使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得到启迪，并对全国将推出第二步利改税获得明确信息。

2.福建省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

1983年，福建的改革形势大体是这样：全党、全国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以来，各方面已深切感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都在努力寻求给经济注入活力。虽然还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和“姓社姓资”的困扰，但在实践中，群众有了很多挣脱旧体制束缚的创造，同国家开始放松管制相结合，经过几年努力，使经济体制改革有了一个良好开端。这表现在对外开放已经起步，对内搞活从农村和城乡流通领域开始，取得了不同程度突破。

自项南同志1981年初主政省委后，福建省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