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我毕业于无锡轻工业学院（现在改为江南大学），学的是油脂化工专业。由于“文革”的影响，推迟了一年，1968年才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广东省江门市工作。一开始，去江门化工厂当工人，1970年，我被调到江门市革委会办事组。当时都是叫组，大组套小组，办事组下面有一个调研组，相当于现在的政策研究室，我就在那里工作。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参加政府部门工作了。从办事员、科员、副科长、科长、办公室副主任，这样一路干上来。

一 江门市的改革探索

1979年，在全国搞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时候，广东省在清远县搞试点，对企业实行利润包干，搞活了一批企业。于是，广东开始在全省推行清远的经验。这个时候，江门市推行了以财政包干、企业利润包干为主要内容的对下放权改革。

1981年，我当上了江门市市委副秘书长。1983年，我走上了市级领导岗位，任市委副书记。那时候，市级领导机构还是很精练的，市委就是一个书记、三个副书记。在市委的分工中，我分管的工作面比较宽，像工交、科技、政法、工青妇、战备等一大摊子。当时，改革工作已提上日程了，也由我分管。

在企业改革方面，我们首先打破了原来计划分配的工资制度，搞了联销、联利、全浮动的工资制度。从1983年开始，先在化工、电子两个行业中的国营企业中试行这一办法。1984年，又推广到机械、轻工两个行业，共计28户，占市区44户国营工业企业的63.6%。这项改革的效果十分显著。1984年与1983年相比，这28户企业销售收入增长了16.96%，上缴税利增长17.09%，工资总额增长16.72%，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18%，职工每人平均工资增长9.5%。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经济效益提高的幅度高于生产增长的幅度，上缴税利的增长幅度又高于工资总额增长的幅度。

1984年的11月下旬，紫阳同志来江门视察。我印象中，随行的人中，有紫阳的秘书白美清和李勇，但他们没有参加讨论。向紫阳汇报那天，当我汇报到企业工资制度改革的时候，一开始，紫阳不太同意，说：“这么搞，恐怕不行。”我跟他讲，为什么要搞企业工资制度改革，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总之，我和他争论了半个多小时，当时吵得很凶。第二天早晨，他上车离开前，特地对我说：“小易，昨天回去，我又考虑了一下你提的意见，觉得还是有道理的。我们回京后，要在企业改革的文件中，把这一点意见考虑进去。”果然，1985年1月，在《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中，把我的意见吸收进去了。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和现在的一些领导可不一样，紫阳同志非常乐于听取下面的意见。关于这项改革，《南方日报》连续报道了好几次。从那以后，市里全面推行了企业工资制度改革。

改革企业工资制度后，企业效益有了大幅度提高。然而，我们发现，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的决策，大多数仍要政府部门审批，企业主管部门老是在干预企业的经营。当时，市里有5个工业局，像机械局、轻工局、化工局等，这些局下面管着很多工业企业，导致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很不顺。于是，我们开始酝酿政府机构改革。

1984年底，我多次召集企业、工业主管局、行政性公司和经委研究改革方案。经过半年左右的时间，上下结合，反复酝酿，1985年5月，召开了市各工业主管局及公司的负责人、经委科以上干部会议，决定从7月1日起全面实施工业管理机构改革方案。当时的会议气氛相当紧张，5个局和5个公司的10个一把手争相发言，几乎没有一个人支持这项改革方案。为此，我们一方面争取中央和省里的支持，一方面做通干部的思想工作，为改革创造宽松的内部环境。对于干部安排，市委、市政府明确宣布了“两个保证”。第一，保证妥善安排。按照就地消化为主的原则，局和公司360多名行政干部，通过4个渠道全部做了妥善安排：大部分留在原单位组建经营实体公司，发展第三产业；一部分调到经委，组建各行业办公室，一部分负责协助企业筹建各行业协会，一部分调到企业或其他机关。第二，保证4个不变。按照新人新制度、老人老办法的原则，原有干部的行政级别不变，国家规定的经济待遇不变，原有的干部管理范围不变，留在经营实体公司的按原行政、事业单位工资改革办法套改暂时不变。这“两个保证”使各级干部大体上解除了后顾之忧。这样，我们把政府管工业的这些机构撤销了，全部改成自负盈亏、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