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伊始，在胡耀邦同志发表关于《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讲话之后，郝建秀同志来津传达了中央书记处准备在天津市进行改革试点的通知。市委常委结合学习胡耀邦讲话，研究了有关改革试点的问题。1月20日，市委召开五千人大会传达中央的精神，要求大家学习文件，总结经验，提出改革方案。

会后，李瑞环同志主持研究改革方案，提出了《关于在天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试点问题的汇报提纲》。《提纲》系统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党中央把改革问题突出起来，把它作为关系到我们事业成败的大事提到全党面前，是十分必要和适时的。经过几年经济调整和初步改革的实践，在客观上也有了这样的条件。《提纲》分析了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相同点是要通过改革，打破“吃大锅饭”的局面，充分调动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同点是：城市的生产力水平比农村高，但发展水平千差万别，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变革方式的多样性；城市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比农村高得多，改革要受到更多的横向关系的制约；城市人口密度很大，人民生活对社会的依赖性很强，改革必须尽可能周到细致；主观上，我们对城市和工业的认识也不如对农村熟悉，存在的必然王国要大得多，改革必须具有探索性和渐进性。为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按中央确定的总方针，从实际出发，全面地、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提纲》对体制改革总的目标和要求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设想：一是实行战略性承包，按照全国20年建设的总方向和总布局，中央把天津应承担的任务、份额以及相关的条件权力交给天津，由天津市把责任承担起来；二是实行分项承包，分别包生产计划、包技术改造、包大型骨干项目、包外贸出口、包内贸经营，下放中央在津的企业和院校科研单位；三是主要承包“六五”后3年计划。《提纲》还对近期在工业、基建、商业、科技、劳动工资等方面的改革内容做了安排。

2月8日到12日，万里、胡启立、田纪云、廖季立同志专程来津听了天津市委的汇报。万里、启立同志对汇报表示满意。启立同志认为，天津的方案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做了认真准备，比较可行，但有缺点，如文教、财政方面。可在第二方案（即分项承包）的基础上，加上以税代利的精神进一步加以修改，实行“以税代利、利税并存，分项承包、扩大自主权，各负其责”。万里同志指出，可把利改税和技术改造先抓起来。春节以后，由体改委带国家计委、财政部、经贸部一起来，帮助天津市搞个方案。他希望，天津市的改革能先行一步。对天津的改革，不要叫试点，也不要喊出去，要埋头苦干，有了成绩再说。万里同志还对城市改革的一些指导思想、目标、做法提出了不少重要观点。如城市改革的核心是使各类人才的积极性能发挥起来，要把企业搞活，把人的智力搞活，使市委、市政府想干的合理的有经济效益的事情能放手干；改革不能脱离现有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干部基础、管理基础，要因地制宜，因企业制宜，因干部、工人的情况制宜；改革要做到老有所终、少有所养，社会主义最必需的东西必须顾，政治安定局面也必须顾。各方面的改革都要着眼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方便；城市改革千万不能一哄而起，不搞一般号召、一刀切。一要思想明确，不改革不行，二要大胆，三要慎重，四要典型示范。看准的坚决改，看不准的做调查研究，搞试点。万里同志还指出，天津应是华北的经济中心、国际性的港口城市、贸易中心、华北的交通中心，这是历史形成的。

3月18日到4月3日，廖季立同志率领国家体改委、计委、经委、财政部、经贸部、商业部、物资总局等7个部门共14人的工作组来津帮助我市制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他们先后同市计委、经委、财委、进出口委、外贸局、一商局、财政局、银行、港务局、物资局、协作办、调整办等部门的负责同志进行了座谈，并参观了海河和一些工商企业。在此基础上，由廖季立主持，从3月25日起，研究了文件的指导思想、主要内容和结构，月底起草了《把天津建成华北经济中心和国际口岸的经济体制改革意见》（内部讨论稿，以下简称“讨论稿”）。初稿拟定后，工作小组内部讨论了一天，由廖季立同志主持修改定稿。

市委指定，由我牵头，组织市委政策研究室以及市计委、财委、进出口委、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