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9月，我刚调到北京市政府研究室工作时，研究室只有十来个人，还没有分处。主持工作的研究室副主任是杨正彦（当时没有主任）。我的工作主要是搞综合经济方面的调研，范围包括财政税收、劳动工资、价格、金融、集体经济等，商业也搞一些。就在那年9月，胡耀邦前后抽出三天时间，坐着直升机，视察北京郊区农村，陈希同作为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全程陪同。当时，市委第一书记是林乎加。不久，林乎加调走了，段君毅调来任第一书记，焦若愚任第二书记兼市长，第三书记是贾庭三，陈希同被提成市委常务书记。陈希同当常务书记后，开始主要抓党务，真正抓北京市的改革，是从1982年底开始的。

一 商业服务业改革

1982年底，北京市决定对西单、前门两条大街两侧的388个商业服务业网点进行改革，改革的主要形式是承包，也有少数实行租赁经营。陈希同和市委书记处书记王纯（兼分管财贸的副市长）一块儿抓。为了配合这项改革，成立了一个临时机构北京市商业体改办公室，我任副主任。我的工作主要是给陈希同整理材料、研究政策、制订政策、起草报告，等等。就是从这时开始，我跟陈希同认识并逐渐熟悉的。

与此同时，市政府研究室开始分设处、室。其中，有一个财贸处，我被提名为副处长，暂时没有处长，由我主抓财贸处的工作。我的副处长提名上报以后，组织部很长时间没有批。那年我32岁，他们认为我太年轻。当时，在市委、市政府大院里，还没有40岁以下的副处长。半年后，我的任命才批下来。陈希同可能觉得我比较有思路，写东西不错，做事不拖拉，他对我印象挺好。

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1983年11月，一天下午，我们研究室正在开会，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铁英给我打电话说：“陈希同同志叫你下来一趟（我们当时在10楼办公）。”我立刻下去了，看到陈希同披着军大衣，从后边的市长小楼出来，铁英跟在他后头。我问：“希同同志，您找我？”他说：“走，改革去！”我问：“到哪儿去改革啊？”“首汽。”当时，都11月底了，天挺冷的，我说：“我没穿棉袄，能上楼拿一下吗？”他催我：“那你快点啊！”我穿上棉袄，就跟他坐着奔驰去首汽了。到那儿时，首都汽车公司的总经理、书记已经等在那儿了。座谈中，说到首汽的劳动工资制度改革，陈希同说：“贺阳，你给劳动局打电话，找龚树基，让他来一趟。”龚树基是市劳动局局长。给我感觉，陈希同好像是在用战争时期的一种工作方式在抓改革，风风火火的。

1983年底，陈希同几次提出要我担任研究室的副主任，等于是把我从副处级一下子提成副局级，跳过了正处这一级。其实，我的副处长任命下达也才半年，连我们研究室的主任都觉得提得太快了，所以迟迟没有正式上报。

1984年6月，市里派我和另外两个人到香港去参加香港中华总商会举办的工商业研讨班。征得杨正彦同意，我让熊大新（当时财贸处的一般干部，后来曾任市国资委主任、市政协副主席）临时负责财贸处的工作。学习期间，杨正彦给我写信说，经主管我们的常务副市长白介夫批准，提我当研究室副主任的报告，已经上报市委组织部了。在香港学习期间，由于感觉北京在商业、服务业方面问题太多，所以，我一边学习，一边考察香港的商业、服务业。我给市长助理兼财办主任刘如明写了封信，结合在香港学习、考察的情况，谈了我对北京商业、服务业改革的一些想法。回来后听说，刘如明把我的这封信批给财办和市委财贸部的各处处长传阅。8月，我从香港回北京时，在广州待了几天。当时，广州的流通比北京搞得活多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回北京，我就向杨正彦和刘如明汇报，提出要解决北京市的几个突出问题：一是国有大型商场的改革问题；二是“住店难”的问题，当时在北京住旅馆非常困难，外地来京人员反应很强烈；三是坐出租车难的问题。我提出，再带些人到广州去学习考察，他们都同意。于是，我以北京市政府研究室副主任、体改办副主任的身份，带了十几个人去广州考察。其实，我的研究室副主任的提名还没批下来，市里也还没有正式成立体改办，但领导让我挂这些头衔，主要是为了考察方便。为解决那几个“难”的问题，考察组除了财贸处的几个人之外，我还带了王府井百货大楼的副总经理、友谊商店的副总经理、首汽的总经理和办公室主任，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