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8月，我从北京经济学院毕业，分配到北京市政府研究室。随后，被安排到北京市经委企业管理处实习锻炼，和尹光华共事。一年后，尹光华调国家体改委工作，在她的引荐下，我于1983年底调入国家体改委生产体制组。当时，生产体制组的人很少，算上我才9个人；后来，人多了，才改称生产体制局；中间两年，称经济管理司，而后又称生产体制司。生产体制司的一项主要工作是研究企业改革。

一 企业股份制试点的曲折过程

1984年10月，党中央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强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活力。那么，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经营方式才能增强企业的活力呢？当时分歧很大。一种思路是，学习借鉴农村改革的经验，“包”字进城，实行企业承包制。通过承包，向企业扩权让利，落实经济责任制，从而搞活企业。另一种思路是，学习借鉴国际惯例，实行股份制。通过股份制，使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开，把企业推向市场，通过市场竞争，增强企业的活力。当时，主张实行承包制的占多数，主张实行股份制的占少数。国家体改委的多数人虽然主张搞股份制，但在“七五”期间，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推行和完善承包制上。

在国家体改委工作的日子里，正值我国企业改革探索股份制的阶段，从股份制开始试点我就参与其中，历经了我国股份制改革的全过程，尝尽了股份制艰难推进的酸甜苦辣。

1.第一份改革总体规划

1985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三位研究生郭树清、邱树芳、刘吉瑞给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写了一份报告，提出改革需要配套设计，没有总体规划不行。赵紫阳总理批示：搞一个总体规划，有利无弊。

6月初，国家体改委抽调相关单位人员，组建了研究改革总体规划的小组，宫著铭、楼继伟、郭树清、许美征、王芹、李弘、邱树芳、刘吉瑞和我，共有9人参加，我们集中在国务院西山招待所。在总体构思时，大家对企业将来采取何种经营方式展开了热烈讨论。小组的牵头人是宫著铭，他当时任国家体改委专职委员，曾在国外学习了几年，了解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企业的组织形式。他说：“实践表明，股份制经济的好处说不完，它是比蒸汽机更有意义的一种创造发明。”他列举了股份制的六条好处。大家议论说，我国改革的第一阶段提股票市场可能不行，先不考虑向个人发股票，可考虑企业之间互相参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互相参股。将来，条件具备了，再向个人发股票。最后，大家统一认识：从长远看，企业实行股份制是个方向，但要分阶段推进，第一步不可能很完美，但有了这个基础，就可以逐步推开。过去，我对股份制几乎不了解，通过几次研讨，使我对股份制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

经过25天的紧张工作，起草小组写出了5万多字的《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构思》初稿。7月初，《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构思》被缩写成一个1.2万字的汇报提纲，并呈送赵紫阳。赵紫阳总理看后批示：有点道理，没有把握。这是中国第一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

7月22日至25日，根据赵紫阳指示，国家体改委召开了《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构思》专题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有中央有关部门的理论和实际工作者，以及部分省市的代表。在四天的讨论中，安志文、鲍彤、周太和、童大林、廖季立、高尚全、马洪、刘国光、孙尚清、吴敬琏、厉以宁、桂世镛、黄达、蒋一苇、林凌、吴晓灵等领导和专家学者都发表了意见，涉及股份制时，基本上持赞成态度。

2.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

1987年10月，为了探索企业的经营方式，经赵紫阳总理批准，国家体改委与世界银行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合作召开了一次“企业机制改革国际研讨会”。我参与了会前陪外国专家到武汉、广州等地调研，会议的筹备和会后会议纪要起草等工作。

通过研讨，这次会议提出了三个重要建议：一是承包制有一定局限性，要进行完善和改进，应引入产权约束机制，承包合同应由作为资产所有者的政府部门与国有企业的经营者签订；二是企业中国有资产所有权要多元化，从中国实际出发，应以机构持股为主，积极发展各种金融机构和社会保险事业，鼓励各种保险基金、福利基金、劳保统筹基金以及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向企业投资，鼓励通过横向经济联合企业间互相参股，也可以由职工和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