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尚未建立体制改革机构，上海市计划委员会承担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关职能，具体由计委经济研究室负责。当时，我在经济研究室工作，贺镐圣同志任经济研究室主任。1980年，汪道涵同志任上海市市长，为加强经济和体制改革的综合研究，于12月成立了上海经济研究中心。1981年初，我随贺镐圣调入经济研究中心进行筹建工作，贺镐圣担任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经济体制改革的职能也随之带到经济研究中心，由体制改革处负责。随着改革形势发展的需要，1984年5月，成立了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不久，改为上海市人民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以下简称体改办），贺镐圣相继任副主任、主任。当时，我本人任调研处副处长，后为综合处处长，1990年升为市体改办副主任。20多年来的体改生涯，参与和见证了上海经济改革许多具体的决策过程，有几个片段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 上海股份制的早期探索

上海股份制试点得风气之先，起步较早。1984年底，在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上海企业改革走上了股份制试点的探索之路。为了安排富余劳动力，一些企业釆取股金券内部集资的办法，兴办了一批第三产业；少数企业为了筹集资金，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截至1985年底，全市有1240户企业内部发行了股金券。1984年12月，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成立，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50万元，每股50元，成为上海改革开放后第一家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公司。

股份制试点是企业改革的重大突破。在绝迹30多年后，再次诞生股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理论界和经济界有些人认为，股份制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有的甚至认为，股份制就是私有制；许多人存在着疑虑。汪道涵市长非常重视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针对当时的体制改革形势，曾给市体改办等有关部门出了五个重大课题：股份经济问题、对内经济联合问题、自由港问题、金融改革问题和对外开放及经贸问题，责成市体改办对股份经济问题进行研究。

上海市体改办是主管经济体制改革的职能部门，股份经济是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根据市领导的指示，贺镐圣主任带领我们对股份经济问题进行过多次研讨。规模较大、具有一定影响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1985年7月，我们在调研的基础上，在金山石化总厂召开了两权分离与股份经济研讨会，市经委、市计委、市财政、市人民银行、市社科院、上海财大等实际部门和理论界的同志近50人参加了会议，与会同志主要交流了股份制改革的初步实践。随即，我们专门成立了“股份经济研究”课题组，贺镐圣主任担任顾问，我任组长；请了市社科院、经济学会、高等院校及财政金融部门30多位同志参加课题组。课题组从调查研究入手，对本市试行股份制的情况和部分省市实行股份制的经验做了系统调查。经过近半年的调查和专题研讨，共搜集论文和材料40余篇。在此基础上，由我执笔撰写了《关于社会主义股份经济的研究》的综合报告。针对当时试行股份制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这一研究成果对股份经济产生的必然性、基本特征、功能与作用、形式与性质、试行股份制的具体政策和外部条件都做了系统回答。我们在报告中指出：“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是股份经济产生的基础。”“股份经济不仅根植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土壤里，而且也可以生长在社会主义经济的百花园中。”报告肯定了股份经济对企业改革的促进作用，提出了上海推行股份制的若干建议。该研究成果首先刊载于上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7期，随后又刊载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1986年第10期，1987年10月还收编在王梦奎、邢俊芳汇编的《关于股份制问题》一书中，应该说，为推进股份制试点产生了一定影响。

第二次是1986年10月，市体改办在锦江小礼堂召开了股份制试点方案论证会。这一年的下半年，中央领导对上海提出了加快股份制试点的要求，上海市领导非常重视，决定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开始试点。市委书记芮杏文、市长江泽民亲自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扩大股份制试点问题，并责成市体改办牵头和有关部门协商确定试点单位。我们与市经委、市商委等有关部门协商以后，确定了上海电真空器件工业公司、上海柴油机厂、上海机床厂、上海第一印染厂、上海永久自行车厂、上海自行车三厂、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华联商厦等8家工商企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