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底，我应深圳市委书记李灏之邀，来深圳当体改委主任。当时，我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为什么会毅然南下呢？

股份制试点与股票市场的兴起

企业改革怎么搞，成为争论的一个焦点，有不同的思路。一种是搞承包，政府同一家家企业谈承包基数，这有很大的随意性，效益上去了，好处由企业拿走；完不成的，企业可说出许多理由，政府也没办法。一种是利改税，一刀切下去，企业接受不了，再来一个调节税，企业没有什么积极性。一种是股份制。我是主张搞股份制的，但争论非常激烈。人民大学的吴树青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是小企业适合搞股份制，大企业不适合搞股份制。在我看来，他整个说颠倒了，大企业才搞股份制啊！

1986年9月3日，我写了《股份制：我国经济改革的新探索》的文章，提出：“联产承包制的推行，重新构造了中国农村的经济细胞，这个环节的突破启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的城市改革也需要找到带动全局的链条，这根链条也许就是股份制。它可以不同程度地解决企业制度、企业领导体制、投资体制、政企分离、条块分割以及资金短缺、规模效益、积累与消费的对立、生产要素的组合和流动等问题。”该文对股份制做了全面分析：一是企业吸收职工入股，增加了一层与企业资产的联系，“船中有货怕潮涨潮落”，对企业和职工具有更强的动力和压力。二是股份企业设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规范了企业的管理体制，解决了党委领导下厂长负责制与厂长负责制之间的矛盾，即书记为核心、还是厂长为中心的问题。三是实行国家经济管理职能的分离，即面向全社会的宏观管理、行业管理与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的分离；国有资产则分管理与经营两种职能，分别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负责。四是迅速地筹集资金和有效地组织供给是企业的要求，股份经济适应投资主体多样化、企业自主权扩大以及经济联合发展所要求的自主地、迅速地筹集社会资金的需要。五是建立证券交易所，通过股票的发行、转让，实现资金的合理流动，带动生产要素的转移，适时地调整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1986年11月26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将这篇文章以《国营企业推行股份制是改革的重点》《股份制将促进国家管理职能的改善》为题发表。

然而，对股份制反对的多、赞同的少。不少人认为，股份化就是私有化。主张激进改革的人，则认为股份制中国家占大头，换汤不换药，没戏。几乎每次改革都碰到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来自旧观念的反对，另一方面要求改革彻底、过瘾、痛快。国家占大头，是会带来毛病，但所谓“彻底、过瘾、痛快”的改革是等不来的，改总比不改强啊！在北京争论，不如下去试点。1987年，我以中国体改所副所长的身份去河北的沧州、浙江的湖州和温州推动试点，将沧州轻化局改为资产经营公司，后来上市了；湖州两个乡的企业管理局改为资产经营公司。这样跑了一年，很辛苦。当时，深圳缺体改委主任，李灏同志原来是国务院副秘书长，调深圳当市长、书记。应他之邀，1987年底，我毫不犹豫地离开北京，去深圳就任。当时，在北京就是坐而论道，已改不下去了。

来到深圳，如鱼得水。在李灏同志的支持下，将在北京想做而做不了的，在深圳一步步推行。深圳与内地不同，适应投资主体多样化，大多采取股份形式。至1990年，3862家工业企业中，股份形式的公司近2000家。在我的主持下，企业处的张云东起草了《深圳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由市政府通过颁发。据此，对股份公司进行规范，并先后将17家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除原深发展外，将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4家改组为上市公司。

在股份制改造中，碰到一个问题。在资产的存量中，是否可以划出一块赠送给经营者和员工。深圳达声公司的总经理找我，他说，赛格集团于1987年以价值112万元的厂房作为投资，经过一年多经营，公司净资产增值到300万元，都是国有的。他不想继续干了，辞职自己当老板。我劝他留下，搞股份制，以净资产的8%即24万作为红股，奖励给以他为首的一批业务骨干。可是，这个方案被深圳人民银行以化公为私而否决了。直到今天，这个问题还未解决。

按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国有企业的剩余价值都是员工创造的，送一部分股份给员工，怎么是化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