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3月，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响应毛泽东四个面向（即面向农村、基层、工矿、边疆）的号召，被分配到浙江省最贫穷的云和县工作，这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县。先在该县小煤窑工作3年，1973年调入县机关，从事共青团和知青工作。1977年，担任县委办公室主持工作的副主任；1978年，担任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

自1973年进县机关工作以来，我大约每年短则数月，长则半年、一年在农村蹲点，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左”的工作指导下，蹲点的任务是农业学大寨，割资本主义尾巴，催收、催种。但解数使尽，农村生产力水平仍然很低，农民的生活仍然很苦。于是，路在何方就成为我经常苦苦思索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我从重重迷雾中看见方向。从此，走上了改革者的道路。

一 浙江农村改革破“左”起步的足迹

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的包产到户；而在浙江，农村改革的起步则相对滞后，农村开展家庭承包制起步于云和县。1979年前后，当安徽、四川等省份已是省委主要领导亲自抓试点、逐步开展时，浙江从省里到地、市县各级领导仍然坚持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不动摇。以至于1980年9月底中央下达75号文件即《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时，浙江省高层领导仍认为，该文件提出的对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不适合浙江省情，强调浙江特殊，不允许在浙江实行包产到户这种形式，要求各级务必把握住稳定农村集体所有制这个大方向。

10月初，为贯彻中央75号文件精神，作为工作组组长，我带领18位部委办局人员组成的县委工作组进驻农村宣讲，我们最先去的是鹤溪镇（即现景宁县城关镇）。当时，在指导思想上，我与工作组副组长（时任县农办主任）发生了严重分歧。他主张工作目标是巩固生产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我则主张进行家庭承包制的探索。最后，我和他各带一个工作组，他带的工作组继续留在鹤溪镇开展工作，我则于11月初进驻梅源公社砻铺大队进行家庭承包制试点。

然而，在试点过程中，工作组面临着重重压力。首先是省、地委各级领导不松口，其次是社会舆论“左”风仍盛。11月间，《浙江日报》转载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吴象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即《阳关道与独木桥》，同时配发了读者评议。嘉兴等地的一些领导旗帜鲜明地表态，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阳关道，不走资本主义包产到户的独木桥。在此背景下，县委召开县委工作组工作汇报会。会上，就可否试行家庭承包制产生了争论，我的做法受到一些领导的指责。县委书记潜友良还算开明，说：“既然谁也说服不了谁，那就各搞各的，各自负责。”这里，还有个插曲。当时，鹤溪镇镇委书记黄外路（现中国最大的民营休闲旅游企业宋城集团董事长黄巧灵的父亲）因坚持要试行家庭承包制，曾面临受党纪处分的压力。当时，我正好在带领工作组进行这项试点，他就主动要求跟着我走，说：“有你顶着，他们处分不了我。”试点结束后，我撰写了一份别具一格的总结报告：《寻求建立生产责任制的内在动力——砻铺大队贯彻中央〔80〕75号文件的情况和启示》。县委简报不便登这份总结报告，只好在我主管的《宣传通讯》上刊登。下发后，引起各方强烈反响，有许多区、社领导班子自发组织学习，讨论异常激烈。

这份总结报告之所以引起强烈反响和各方关注，主要是报告最后的“几点启示”：（1）当生产责任制和社员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并向人们展示出走向进步的图景时，群众中蕴藏的积极性就迸发出来。这是一种内在的动力。只有建立在这种内在动力之上的生产责任制，才真正可行和有效。（2）对长期来农村工作中存在的“左”的工作指导及其危害性，应有足够估计。我们在农村实行任何一种政策，开展任何一项工作，如果不尊重工作对象，不体察群众情绪，不寻求和保护来自群众的内在动力，势必失去群众，导致失败和挫折。（3）生产责任制作为一种有活力的事物，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演变过程。在起步的时候，应当允许不完善，允许不那么像“社会主义”，经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