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初，辽宁省委决定，把我从国有大型企业党委书记位置上调到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任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94年5月任主任、党组书记，直至1999年4月初。这一近8年的任职，让我有幸经历了辽宁国有企业改革的全过程。辽宁国有企业能够振兴、辽宁国有经济能有今天的繁荣，是几届辽宁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率领全省人民矢志不渝、艰苦卓绝、努力奋斗的结果。这一过程有困难、有压力、有争论、也有迷茫，但改革的历史洪流，有如滔滔大江，毕竟要东流而去！

一 解放思想，启动产权制度改革

1992年初，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已经公开发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思想，全国上下都沐浴在改革的春风里。但对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走得很远的辽宁来说，国企改革路在何方？加之1992年初开始，在所谓“东北现象”的舆论环境里，东北人、辽宁人感到处处都有一种无形的压力。

当时的辽宁，各级党委和政府、众多的国有企业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国企改革的新途径：三项制度改革、承包制、转换经营机制……为题目的改革措施，争论很大，但收效却不大。国有企业的亏损面、亏损额仍然居高不下，国企改革有了一种疲劳感。因此，当时有人抱怨说：“刚刚学会了又说不对了，刚说不变了又来文件了。”各级财政对国有企业减税让利，已经到了无税可减、无利可让的程度，“东北现象”的舆论仍然不时地敲打着辽宁人的心坎。

按照当时省委、省政府的要求，我们配合省经委、省财政，将全省国有预算内的1261户工业企业（经济指标统计到1992年末）划分为四种类型，以利于分类指导。第一类是经营状况好，产品适销对路、有盈利能力和一定的资金积累、前景好的企业；第二类是经营状况较好，产品有市场，但也有波动，赢利能力较弱的企业；第三类是经营状况一般，产品科技含量不高，处于亏损边缘的企业；第四类是扭亏无望，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的企业。按上述标准，经过统计分析，1261户预算内工业企业属于第一类的占12%，第二类占18%，第三类占56%，第四类占14%。

就在辽宁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时刻，1993年10月初，时任国务委员、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同志、副主任洪虎同志陪同镕基总理来辽宁视察，对辽宁的工作，特别是辽宁国有企业改革，做了重要指示，讲了很好、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10月8日，洪虎副主任在省、市体改委主任汇报与座谈会上指出：辽宁积极探索改革，对解决原体制下的问题更有意义，重大改革措施一定要注意先试点、再推开，不要张扬，更不要陷入争论当中，着重在体制上理顺关系。产权制度改革确实应提到日程上，国家如何管理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怎么把国有资产用活，这是改革的关键。国有资产只有在运营时，才会真正实现保值、增值。转让国有资产存量，再改造其他企业。从资产结构优化角度，要允许国有资产转让，可用于再投入，当然，要有规范的产权转让市场。

这一次国务院和国家体改委领导同志视察辽宁，再一次解放了辽宁人的思想。1993年10月中下旬，省体改委会同省经委、省财政厅、省国资局按照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要求，适时出台了《推进国有小型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意见》明确了产权制度改革的具体形式——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国有民营、租赁、拍卖，等等。《意见》对产权改革中必然要发生的资产评估、公开拍卖、拍卖收入处置做了规定，并要求妥善安置转制后的企业职工。《意见》还对社会保障工作、企业遗留问题处置、产权市场的建立等方面做了原则规定。

现在回顾起来，《意见》出台后，国有小企业产权改革有了遵循的依据，奏响了辽宁国企改革攻坚阶段的序曲，特别在进一步解放思想、统一思想、锐意改革上是一次突围。

二 推动现代企业制度试点

1994年、1995年两年，辽宁按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开始推进现代企业制度试点。1994年，辽宁确定在34户国有大中型企业中搞试点。省经贸委主抓22户、省体改委负责12户。1995年，省政府再一次确定100户作为试点单位。为避免部门间职能交叉，政出多门，我主动请求省政府主要领导：体改委只消化去年分工的12家第一批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不再铺新摊子。

从1995年开始，我和我委的一名副厅级专职委员，带领县区处和企业体制处的同志们，利用大约3年的时间走遍了全省44个县（市），跟踪调研并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