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李建国同志出任陕西省委书记，当时的省长是程安东同志，常务副省长是贾治邦同志。建国同志到任后，立即开展调查研究，熟悉省情。

不久，召开了一个厅局以上干部学习理论务虚会，让参会者畅所欲言，谈陕西发展和改革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怎么办。最后，各方面的意见逐渐集中在陕西经济发展缓慢的问题上。分析原因，一是所有制结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非常突出，国有经济占GDP的70%，非公有制经济仅占30%；而且“长腿不长，短腿很弱”。二是观念陈旧，改革意识差。特别是国有企业债务沉重，资金短缺，冗员又多，很难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为了改变现状，只能通过加快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推动陕西的经济发展。会后，省上组织力量，起草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推动国企改革方面的文件。文稿形成后，即召开省委常委会审议。会上，原则上通过了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文稿，而对指导国企改革的文稿争议较大。大家建议，这个文件一定要发，但要大改，而且时间要抓紧。确定两个文件要同时发，既反映了省委、省政府的决心，也要解决国企改革中出现的“人到哪里去”的问题，摆明非公有经济还可以接纳一部分。这样，重新起草指导国企改革的文件，就成为一件十分紧迫的事情。

我记得，11月下旬的一天，是个星期天，我还在县上搞调研。早上起床后，还没来得及吃早饭，就接到治邦省长秘书打来的电话，让我马上回西安，到治邦省长办公室，有紧急任务。我上午9点赶到，进门一看，省委副秘书长王改民已经等在那里。我到了后，治邦省长马上交代任务，让我们俩立即动手起草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文件，范围限定在国有中小企业，还是国有小企业，让我们商量。时间一定要快，让我把改革政策关，改民把文字关，要保证质量。我俩答应，争取当天完成。起草文件的地方就选在省委办公厅，星期天在那里干扰小。

在去省委办公厅的路上，我建议，范围就限定在国有小企业，文件不宜太长，写些管用的，搞个十五六条，就差不多了。王秘书长也赞同。到了办公厅，我们立即开始工作，省委办公厅综合处处长张会民（现任汉中市委书记）也参加了起草工作。从上午10点动手到晚饭前，我们基本完成了，一共写了16条。晚饭后，我们做了一些文字推敲和润色工作，晚上9点，就送到了治邦省长办公室。治邦省长正好有个外事活动，晚上10点才进办公室。进来后，立即看文稿，看后很满意。他说：“我看可以，很快就上会。本来，还准备了一手，现在用不着了。”治邦省长说完后，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过了没几天，12月4日，省委、省政府同时发出了这两个文件：即《关于开放搞活国有小企业的决定》《关于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决定》。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的决定，强调国有小企业改革要与所有制结构调整结合起来，不搞一刀切，不搞一个模式，形式多样、方法灵活，只要有利于“放开搞活”就行。但要严把“两关”：职工安置方案要经过职工大会通过；债务处置要取得债权人银行认可。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决定，关键是取消前提条件，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大胆放手发展。当时，这两个文件陕西统称“两个决定”，二者有着内在联系，相互呼应，相得益彰。这是李建国书记到陕西后顺应民意、顺应形势发展需要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体现了锐意改革、勇于探索的精神，有很多突破性的政策规定，所以震动很大，影响很广。

为了加快贯彻落实“两个决定”，省委、省政府成立了由常务副省长贾治邦任组长、省委副书记张保庆、副省长赵德全任副组长的领导小组。下设贯彻落实“两个决定”办公室，负责全省贯彻落实“两个决定”的指导、协调、综合工作。省政府副秘书长贾湘任主任、省体改委副主任赵伯祥任常务副主任，主持办公室的日常工作，陈军、滕西鹏任办公室副主任，同时从省级机关、有关地市抽调了一批精兵强将，有弓占岭、张春民、任国、申忠海、牛志刚、方玉润等，最多时办公室工作人员有20多人。省工商局也专门成立了贯彻落实“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办公室，接受省委、省政府“两办”的指导，但相对独立，便于开展工作。各市、县也设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12月6日，召开了全省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工作会议，李建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