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显然，对法治发展状况进行量化分析，用数量工具分析其得失，有助于直观地总结和发现法治发展的进展情况与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加以完善。近年来，中国各地对量化法治开展了大量实践，有的是对当地整体法治发展进行量化评估，有的则是对立法、法治政府、司法等方面进行评估。其中，有不少实践是以指数这一数量工具对法治发展状况进行评价的，值得关注并加以总结。

一 对地方法治总体情况的量化和评估

对地方法治总体情况的量化评估立足于对法治建设的总体情况进行评估。从连续性与影响力来看，杭州市余杭区的法治指数脱颖而出。2007年底，“‘法治余杭’量化考核评估体系”公布，2008年6月，余杭区宣布全国内地首个地方法治指数出炉。到2014年，余杭法治指数已完成第七次测评。其测评步骤有三，一是量化考核评估体系，二是搜集可量化法治数据，三是各方评分，最终计算出余杭法治指数得分。由区级九个目标分解出二级指标，再层层分解到区级机关、乡镇和街道、农村和社区三个层次。其测评指标内容包括民主执政优化、建设法治政府、司法公正权威、法律服务完善、市场规范有序、民众尊崇法治、全面协调发展、社会平安和谐、监督力量健全共九个方面。余杭法治指数的数据来源主要为纪委、公、检、法、司等部门的数据。客观数据仅是评估的参考依据，不计入分数。

余杭区的区域性法治指数对其他地方产生了示范效应。2013年，上海市静安区发布了上海市首个区级层面的依法治区评估体系及报告。静安区评估体系将各项指标量化，通过内部治理、工作绩效和社会评价构建了三维的指标体系框架。以街道为单位，在曹家渡街道、江宁路街道和南京西路街道开展了“法治环境满意度调查”，总计向市民发放问卷206份，其中有效回收问卷200份，有效率达97.1%。经过评估、统计，2012年静安区依法治区状况的最终得分为78.55分。评估报告不仅对静安区依法治区的工作经验、特色及挑战进行了梳理，还对静安区推进依法治区工作提出了对策建议。

2010年，“法治昆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正式发布。该指标体系由“法治的社会环境指标”“法治的制度环境指标”和“法治的人文环境指标”3个一级指标系统、13个二级指标群和33个具体要素指标构成。2011年，昆明市整体委托给独立第三方评估团队负责实施，采取法治量化评估方法，并兼顾社会指标评价和运算的原理，对昆明政府和社会运作的法治状况加以评估，最终得出分值为72.96分的年度“昆明法治指数”。

此外，一些地方还开发了法治城市考核指标体系。2008年，全国普法办和司法部开展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评选活动，随后司法部出台《全国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考核指导标准》。但该标准只是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主要指标均为相对原则性的要求，缺乏可操作性，也没有进行权重赋值。在该标准的指引下，一些地方积极探索形成指数化的地方法治城市考核评估体系，有代表性者如成都市。2009年，《成都市创建全国法治城市考核评估指标与测评操作体系（试行）》发布，包括党委依法执政能力、地方法制建设、依法行政、司法公开公正、公民法治意识、市场秩序、法律服务、法制监督等8项一级指标、72项二级指标和216项三级指标。在该指标体系基础上，成都市制发了《成都市创建全国法治城市工作评议考核办法》，各县（市区）创建办参照标准，制定了本级相应的标准、目标和实施细则、考评办法，将创建任务细化分解到基层，并建立了评估考核机制和监督激励机制。

另外，一些地方的其他相关测评、评估也有关注的价值。湖州市政府创设“阳光湖州服务指数”，用量化数值反映各成员单位（市级机关部门）服务发展、服务基层、服务企业、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及全市总体的作风效能状况。其基础性数据信息主要来源于“12345政府阳光热线”这一直接联系群众实践平台的工作运行数据，从而设置一个较为科学的评估体系。测评方法是服务对象主观评价和实际工作效能监测相结合，对“12345政府阳光热线”网络成员单位（市级机关部门）在办理群众诉求件中反映出来的即时响应情况、按时办结情况、及时反馈情况及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