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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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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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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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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非衔接”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作者:“诉非衔接”改革研究课题组 出版时间:2015年01月
    摘要:

    诉调对接是“大调解”工作的灵魂。2012年5月,眉山市成为经中央批准的全国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试点42个地区之一。2014年8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的全国部署会上,眉山“诉非衔接”经验和“大调解”成效受到最高法院肯定。本文介绍了“诉非衔接”机制诞生和发展的背景,总结了眉山市“诉非衔接”机制的产生、发展现状,通过具体的数据分析梳理了“诉非衔接”实践,对如何深化“诉非衔接”试点工作提出了建议。

    Abstract:

    Interlink between litigation and mediation is the soul of the “Big Mediation” work. In May 2012,Meishan City became one of the 42 pilot areas for the 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of interline between litigation and non-litigation approv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n August 21st,2014,Meishan’s experiences of “interlink between litigation and non-litigation” and merits of “Big Mediation” were affirme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at the national deployment meeting hel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echanism of “interlink between litigation and non-litigation”,summarizes the status quo of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Meishan City’s mechanism of “interlink between litigation and non-litigation”. Through specific data analysis,the Article also sorts out the practices regarding interlink between litigation and non-litigation,and makes suggestions on how to deepen the pilot work of “interlink between litigation and non-litigation”.

    “诉非衔接”机制,亦可称非诉衔接,即诉讼与非诉讼的衔接配合,将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予以衔接配合,将人民法院、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其他相关各方面的力量予以结合发挥,将诉讼与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渠道予以协调畅通,使各种纠纷解决方式为民所需、为民所用,从而促进纠纷解决方式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诉非衔接”机制的产生蕴含着深厚的动因。2009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奠定了诉调对接主体及程序的制度基础。2010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人民调解法》,开启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构的新起点。2011年4月,中央综治委等16个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引了构建全国多渠道、多层次纠纷解决的“大调解”格局的政策方向。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明确指出要“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为新形势下建设“多元共治”纠纷解决格局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

    眉山市自2012年5月成为全国“诉非衔接”改革试点以来,各级各部门设立试点工作小组,逐步推动“大调解”工作,坚持民主、公正原则,探索构建“喊得应”、“接得起”、“划得来”的“诉非衔接”眉山模式,形成非诉调解解决大量纠纷、司法调解解决少量纠纷、司法裁判解决极少量纠纷的级次分明、良性有序的梯次结构。

    一 “诉非衔接”改革试点取得的主要成效

    “诉非衔接”机制试点初期,眉山市针对机制前期的适用度和接受度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主要对象有法官、社会公众(包括当事人和律师)、调解人员等。根据调查结果,不同主体对“诉非衔接”机制均有其内在需求,现具体分析如下。

    法官卷:根据调查可知,法官们对于“诉非衔接”机制主要基于顺应司法改革的大方向,提高司法效率,半数以上的法官愿意运用“诉非衔接”机制解决纠纷(见图1)。

    图1 法官认为眉山两级法院进行“诉非衔接”改革的动因

    当事人卷: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71%的当事人愿意接受法院的案件分流措施,而69%的当事人愿意选择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原因主要在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构收费低、效率高且有利于关系的恢复(见图2)。

    图2 当事人是否愿意先选择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调解人员卷:矛盾纠纷当事人中90%以上的人对调解的接受度为满意,且大部分当事人在接受调解后较少反悔或另行起诉,说明调解制度正发挥实际作用(见图3)。

    图3 当事人接受调解后反悔或另行起诉的情况

    律师卷:调查结果显示,相较于当事人72%愿意接受先选择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高比例,只有59%的律师愿意接受。另外,对于是否愿意接受法院的案件分流措施问题,71%的当事人表示愿意,而仅有57%的律师愿意接受,说明在律师和当事人方面,法院采取分流措施的难度不同。在对于眉山两级法院进行诉非衔接改革的效果评价上,律师对其评价并不高(见图4)。

    图4 律师对眉山两级法院进行诉非衔接改革的效果评价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不同主体对“诉非衔接”机制的需求度不同,对适用的评价亦不同。“诉非衔接”充分运用各种社会资源,通过多种途径化解社会矛盾,充分适应法院需求,节约司法资源。前期的问卷调查为中后期机制的适用提供了有益的参照,为机制适用所产生的成效做了铺垫。

    (一)衔接平台全面建成

    一是市和区县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已全部完成并投入使用;二是市和区县法院均对院内人员进行了调整,充实了诉讼服务中心和诉调对接中心的人员力量;三是按最高人民法院要求的7个平台(10个评估要素)从形式上看已全部完成。平台使用具体情况:建立和完善人民调解组织1947个、企事业调解组织450个、专业性调解组织563个,设立了标准化调解室2370个、个人调解室16个、在册调解人员2万余名,基本形成镇(街)调解委员会、村(居)调解委员会、中心户调解组织等覆盖广大城乡的纵向到底的调解工作网络。各基层法院在册特邀调解组织368个,使用819次;在册特邀调解员532名,使用833次;法院专职调解员87名,使用1470次;在册律师调解员162名,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