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不平等集中体现中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直接挑战中国经济转型、社会安定与政治治理。三十年来历史性的经济腾飞使中国跻身中等收入水平国家行列。与此同时，中国也快速成为一个在收入分配及政治、经济与社会等各个领域高度不平等的国家。不平等水平多年居高不下，不平等在短时间内形成代际传递，社会阶层固化已经快速出现，导致不平等的根源已经制度化。如何应对由此导致的潜在政治经济危机，事关中国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性策略选择。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对当前收入不平等的未来趋势、制度成因以及严重后果有全方位的重新认识。

改革早期不平等水平的升高有效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并纠正了绝对“平均主义”。但是，不平等程度进一步快速加剧以及新的不平等机制的形成，完全改变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简单替换。居高不下的不平等已经成为提升效率的严重障碍。不平等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社会正义与公平的道义问题。而希望随着经济发展不平等程度会自然下降的所谓“库兹涅茨曲线”，不仅迟迟没有降临，也被几十年来国际经验反复证明不过是未经证实的美好愿望。

一 高位徘徊的不平等

由位列收入最为平等的国家转变成收入最为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中国仅仅用了世所罕见的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快速上升是从1980年代中期城市改革之后开始的。在不到十年后的1993年，全国基尼系数超过0.40，成为一个较不平等的国家。在又一个十年之内，全国基尼系数超过0.45，完成了成为最不平等国家的转变。

经过了二十多年来的持续提升，当前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水平已经进入了一个高位徘徊阶段。近年来，全国整体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50左右。这一水平不仅是中国社会过去半个多世纪收入不平等的历史高位，也使中国置身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国家之列。

与全国的趋势相同，无论是城乡内部还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也都攀升至相对的历史高位。近年来，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由于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多样性进一步增加而略有上升，基尼系数维持在0.38左右；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修正后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0；城乡之间的收入比一直在3以上。全国范围的收入差距在2009年以前处于上升阶段，在过去的两年（2011～2012年）小幅回落，但仍处于高位。

不仅如此，目前收入差距的高度不平等不仅在短期内难以出现大幅度的下降，还将继续保持在高位徘徊的状态。这是因为，影响收入差距缩小与扩大的因素都将持续，但是导致收入差距缩小的因素（诸如农产品价格与非技术工人工资的提升、各种惠农政策等）往往是暂时性或是政策性的，而影响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则更多是难以扭转的制度性的。前者的影响作用难以完全抵消后者的影响作用。徘徊在高位的不平等以及导致这一结果的制度化机制形成难以打破的僵局，而不从制度上对不平等加以扭转将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

二 已经制度化的不平等

经济改革初期收入差距的扩大纠正了计划经济下的平均主义，市场机制的引入激活了经济发展。而近年来，原有的收入差距已经为一系列制度造成的不平等所代替，扭曲成了制度性的机会不平等。

在直接导致当前收入差距的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行业之间的差距背后，是一系列更深层的制度性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国家、企业和劳动者在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关系，税制结构，政府转移支付以及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日益加剧的联姻。导致当前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的深层原因植根于政治经济体制的深层结构之中，难以单独或在短时间内根本扭转。

初次分配的持续倾斜。自1995年以来，劳动者报酬与居民收入占GDP的份额持续下降，而政府与企业收入的份额在同一时期则持续上升。近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占比维持在60%左右，比1980年代末期的70%低了10个百分点，也比其他主要经济体国家的居民收入占比低10个百分点。在过去高速增长的十多年来，居民收入的增长远远低于政府与企业收入的增长。这表明，在这十多年里，普通居民没有同步享受到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成果。

一边倒的税收制度。当前的税收制度对于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甚微。中国的税制结构显示，间接税的份额超过60%，收入税的份额不足30%，其余为财产税与其他税种。一方面，由于间接税在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