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如何改善收入分配的政策讨论中，人们经常争论的一个理论问题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争论的焦点是两者孰先孰后。与此争论相关的政策问题则是，解决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究竟应该着眼于初次分配领域，还是更加侧重于再分配领域。而在这些争论的背后，是如何对中国收入分配现实做出判断，收入差距拉大的过程究竟是在继续，还是已经出现了缓解的趋势。只有上述问题取得尽可能多的共识，才可能在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得出有益的结论，即如何降低收入不平等。

一 重新认识公平与效率关系

严谨地说，孔子讲“不患寡而患不均”，并非强调“不患寡”，而是强调“患不均”。所以这个思想，与我们讲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是没有矛盾的。事实上，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表明，做大蛋糕虽然不是分好蛋糕的充分条件，却无疑是必要条件。例如，在21世纪前十年，巴西等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增长取得较好绩效，相应的，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也明显地降低。而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比以前显著减缓，加上一些政策倾向上的偏斜，贫困发生率提高，居民收入差距也拉大了，成为发达国家中收入分配最不平等、基尼系数最大的国家。

在当代中国，人们普遍认识到收入分配与政府的政策倾向密切相关。因此，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讨论旷日持久，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化，各种观点针锋相对，常常出现情绪激昂的交锋。

公平与效率成为一个讨论的命题，最初是针对计划经济时期的平均主义和缺乏激励机制。那时，“大锅饭”现象广泛存在，致富之路在法理上和实践中都是被堵死的。针对这种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相应的，在理论上形成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官方表述。从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提法也是广为接受的共识。即针对平均主义大锅饭盛行的传统体制弊端，强调效率优先，着力建立激励机制，起到了调动劳动者和创业者积极性的积极作用。

随着生产要素市场机制逐渐成为基础性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方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部门之间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趋于扩大，人们开始重视收入分配的公平性问题。特别是，一些体制因素导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乃至出现贫富分化，许多人建议在政策上应该向更加注重公平转变。这些认识也逐渐反映在官方对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表述上面。例如，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新的表述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强调了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做出了调节过大收入差距的承诺。中共十七大之后，官方表述逐步清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在常见的讨论中，或多或少反映出，许多人把效率和公平看作是对立的概念，两者之间似乎具有“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取舍关系。其实，这个理论传统来自于奥肯1975年出版的名著《平等与效率——重大抉择》（阿瑟·奥肯，1987）。不过，中文版对这部著作副标题的翻译，即使不是误译，也多少偏离了原文的本意，容易误导人们的理解。多数版本中的“重大抉择”——原文为The Big Tradeoff，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大取舍”——无疑隐含着“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意思。

这种把平等与效率看作对立和取舍关系的认识，很容易造成误导，产生政策上的摇摆不定，甚至形成极端化的分配政策倾向，不利于协调发挥初次分配机制和再分配政策的作用，或者以民粹主义政策代替社会分配政策。在一些国家甚至造成灾难性的结果，政策意图与政策效果南辕北辙。

这种错误认识对于一些有关收入分配的政策产生了误导。本来，初次分配领域和再分配领域分别产生不尽相同的收入差距，也要求分配政策在两个领域双管齐下。但是，在把效率与公平对立看待的情况下，要么形成以效率为名有意忽视再分配政策的倾向，要么形成单纯强调再分配政策，而放任初次分配领域收入差距不断滋生的格局，都影响了收入分配问题的有效解决。

效率和公平都是发展所追求的目标。保证效率是调动经济发展参与者积极性的关键，是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的核心。而公平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也是衡量效率的圭臬。效率和公平在根本上是不矛盾的。在讲求效率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