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世界大部分地区经济社会不平等现象激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东亚经历了一段经济增长、社会再分配的“增长兼顾公平”时期，随后，一段新的“增长与不公平共生”时期到来。这不仅造成社会分裂，也威胁民主体制，严重制约经济增长。展望未来50年，东亚这个21世纪主要的经济增长区域是否会出现更多经济社会不平等现象？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同时收入不平等现象也快速加剧。中国的经验证明，国家既可以成为不平等现象的制造者，也可以成为平等的推行者。经济发展的成果公平分配需要借助市场以外的力量，需要国家政策来应对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现象，并创造具有长期积极意义的机会。

过去50年来，亚洲——尤其是东亚——的经济发展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短短50年，东亚变成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1955年，中国大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人口占世界人口1/4以上（26.66%），但GDP总和仅占世界9%^[1]。50年后，东亚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降至23.24%，但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却几乎增长到原来的三倍，达到25%。现在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均位于东亚。随着中国大陆领跑该地区继续扩张中的经济实力，加上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东亚的经济崛起仍在继续。自1955年以来的50年中，东亚地区由世界上最贫穷的区域之一一举变为最富裕的区域。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60、70年代乃至80年代中期前，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这三个东亚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有一个特定的标签，即“增长兼顾公平”^[2]。它们的经济快速增长不仅体现在GDP上，也使大多数人受益，大多数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提高。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经济增长伴随着对所有人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与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结合起来，帮助这些经济体避免了社会动乱，促成或是加强了民主政府。

到这50年经济增长结束之际（2005年），东亚“增长兼顾公平”模型的未来已经受到了严重质疑。该区域经济增长中期出现的有限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正不断恶化。该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既是地区经济增长引擎，也导致了地区收入不平等水平的加剧。

“增长兼顾公平”模型出了什么问题？是什么导致了当前不平等水平的转向与恶化？重回增长兼顾公平的前景如何？

增长兼顾公平

过去50年中，东亚地区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和成功。1960年至1987年，日本的人均收入翻了两番，从4000美元增长到16000美元（该数据及以下收入数据均以美元为单位）。在此之后韩国和中国台湾取得了类似的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1969年至1989年，韩国的人均收入翻了两番，从2000美元增长至8000美元；此后到2003年的15年间，这个数据又翻了一番，达到16000美元。中国台湾的人均收入水平也以相近的速度增长，在1999年达到16000美元，比1977年的4000美元翻了两番。中国大陆是这些经济体中最后一个开始快速发展的，其人均收入水平也在20年左右翻了两番，由1980年的1000美元增长至2002年的4000美元。自21世纪初起，中国大陆的人均收入增长步伐仍在加快。

该地区较早取得经济成功的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的增长兼顾公平模式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可以找到数据支持（见图1）。在这三个地方，以基尼系数，即不平等现象在人均净收入中所占比例来计算，经济不平等程度在GDP增长初期出现了下降。基尼系数最小为0，最大为1，前者表示完全平等（每个人收入完全相等），后者表示完全不平等（所有收入集中在一人之手）。

图1 1960年至2005年东亚收入不平等趋势（人均净收入）

早期不平等现象减少的趋势在日本和中国台湾最为明显。日本的数据更为完整。在日本，不平等现象大幅减少，基尼系数由20世纪60年代的0.45降至70年代末的0.40，1982年降至0.34^[3]。在中国台湾，早年只有零星的数据可供参考，基尼系数由1961年的0.50降至60年代末的0.35，70年代末进一步降至0.30以下。这是当时世界上最低的基尼系数之一。

韩国同期基尼系数有所波动，没有清晰的趋势可循。韩国与日本和中国台湾的区别在于其不平等现象并未减少，但仍然符合公平增长模型，因为其不平等现象并未随着GDP增长而增加。这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模式形成了对比，例如墨西哥、巴西等地经济增长伴随着不平等现象增加。

中国大陆则自成一派。在社会主义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