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汉语之中，“幸”与“福”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将“幸福”二字连用并作为一个独立概念来用是较为晚近的事。汉语中的“幸福”大致相当于英文中的happiness一词，而happiness自然也包含有pleasure的意思。人的幸福感往往需要通过“乐”的形式来呈现，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对于中国古代幸福观的考察自然需要且应当以“乐”为线索。通过对于中国古典哲学中各种“乐”的分析与阐释，我们大致可以从中窥见中国古典哲学对于幸福的理解与诠释。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我们主要考察的是各个时代主要流派或者某些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的幸福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从来不曾关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幸福。前者对幸福的理解从其流传下来的著作中便可窥见一斑，后者对幸福的认知却似乎成了一个遗失的环节，因为关于他们的所思与所想，并没有形成任何可以流传于世的文字材料。那么，我们是否因此便对其避而不谈呢？显然不能，因为他们才是社会的主要构成部分，如果绕开了他们，探讨幸福问题的意义便会大打折扣。那么，我们何以知道他们对于幸福有着怎样的理解呢？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无论是思想家也好，平民百姓也罢，他们对于幸福的认知无疑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状况密切相关。任何一个思想家，其理论也总在一个侧面反映着整个社会的呼声，因此，从他们的著作中自然能瞥见普通民众对于幸福的体会和认知。

一 “箪食瓢饮”的幸福

在中国儒家传统思想中，“乐”的观念可谓源远流长。早在先秦之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就曾对“乐”有过多重维度的论述、阐释，形成了许多极为精辟的见解。儒家对于“乐”的诠释常常围绕诸如义利、理欲等关系而展开，因而，对于儒家“乐”的分析，便始终关联着对幸福问题的物质维度、精神维度、个人维度与社会维度的探讨。

孔子多言“乐”，而在孔子诸多论“乐”的言论之中，“箪食瓢饮”之乐又历来最为后人所称道。孔子之所以盛赞颜回，乃是由于颜回的“箪食瓢饮”之乐关系到君子正确对待欲与理、身与心的关系的态度，同时这种态度还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理想人格的形成，甚至关乎“道”的证成与理想社会的实现。这种“乐”的观念，在《论语》的另一处也有一个极为相似的表述，即“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孔子所称赞的“乐”所展现的德性幸福观在宋明之际的理学家那里被誉为“孔颜乐处”，为宋明士人反复称道。

作为人的情绪经验的基本结构，乐与忧构成人之存在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所乐与所忧的具体对象却常常因人而异。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所忧的对象涉及的仅仅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个人生活处境，所乐仅仅是耳目、感官之娱，那么这种忧与乐在价值层面上无疑是不高的。因为它只关系到个人的生理欲求和感官体验，这种身之乐是一种未经理性反省之乐，它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条件基础之上，对于外部环境有着极强的依赖性。反之，如果处在箪食瓢饮的环境中，仍能保持心情的愉悦而不忧虑，那么，这种人无疑是值得赞赏的君子，诚如孔子所言“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个人生活处境的不堪并不能影响君子内心的自足与光亮，君子的忧乐不会为外物所牵绊，也不会为耳目之欲所左右。那么，君子所乐之事究竟为何？《论语》开篇首章即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其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意味着我们在成就自我的道路上，无论探索世界还是发掘心灵，都应该保持愉悦的心态。“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意味着在同他人的共在当中，我们需要努力从空间和心理上不断实现人与人的拉近，要在群体中找到相互的理解、支持、安慰和归属感，并在成全他人中体验愉悦。“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则意味着当不得不面对冷漠、误解甚至敌意时，君子的态度应该是保持自信和宽容，相信并发掘自我的本心之乐，同时以宽容温和的心态对待他人，从而实现“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的仁者之乐。上述的乐或者愉悦中，学与习所涉及的乃是理智之乐或者说求知之乐，而与群体或者他者交往的精神体验则无疑属于人伦之乐。这种人伦之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