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进城”并非新时期以来的新生产物，中国文学史上“乡下人进城”的现象也并不少见，但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甚至一个社会问题，它却是新时期以来才逐渐成为文学创作集中关注的一个主题。有学者已经认识到，“‘乡下人进城’是一个中国现代化与最广泛的个体生命联系的命题”。“乡下人进城”过程中的心态与行为描写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创作与现代化最有价值的关联。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所“呈现的农民的当下心态、行为的变化，赋予了现代化概念一种道德伦理上的暧昧，而进城农民的主体尴尬又暗示着现代化进程的诸多缺憾”（徐德明，2005）。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考察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中“乡下人进城”现象的幸福感，对新时期以来我国的现代化尤其是城市化进程进行反思，并希望能够在此基础上给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一 反思现代化：考察“乡下人进城”幸福感的意义

从鸦片战争后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算起，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的道路上已经奋斗了170余年，“经历了中国现代化的萌芽和启动阶段、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选择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初步探索阶段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面推进阶段四个大的发展阶段”（卫忠海，2008：102）。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革命的目的是谋求幸福。无论在哪一阶段，人民的福祉一直被视为现代化追求的永恒动力。驱逐外侮，人民的福祉被定义为民族的独立；制度变革，人民的福祉被定义为民主平等；文化革新，人民的福祉被定义为思想的自由与个性的独立；经济改革，人民的福祉又被定义为财富的增加与物质的满足。对于过往的历史，我们不去讨论，在现代化追求被突出地表现为城市化的今天，人民的幸福感到底是一种什么状态？这样的幸福感与我们原来的追求是否产生了差距？以人民的幸福感为视角反思我们的城市化进程又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这是我们考察新时期以来“乡下人进城”幸福感的主要目的。

但是，视角为什么一定是“乡下人进城”呢？如果单纯从城市现代化的角度反思城市化，得出的结论很可能完全是这样一副景观：GDP飞速提高，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地铁、汽车在城市里穿梭……但是，这样的考察对于反思城市化进程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应该明白，城市化并不仅仅意味着城市现代化，它还理应包括农村现代化，^[1]或者更进一步说，在城市现代化单极发展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强调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现代化的层面。所以，我们更应该站在城市之外，从“乡下人”的视角考察他们“进城”之后的幸福感，以此反思城市化进程给大多数中国人的幸福感带来的影响。

二 定义“乡下人”：“乡下人进城”的几种方式

关于“乡下人”的概念，我们同意如下解释：“‘乡下人、农民、民工’是三个不一样的概念。‘民工’强调的是一种‘打工’的劳动力资源，他们进城谋生的身份是手艺人或劳力，它几乎成了当下社会学的一个专有名词；‘农民’本来务农，现在进城后可以务工、为佣、经商乃至拾荒（一种特殊的生意），他们的身份比民工复杂得多，一度曾与工人一样，是一个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身份标志；‘乡下人’则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它最主要是作为都市/城里人的相对性概念，包含有身份悬殊，既得权利与分一杯羹者的竞争，它还是一个有悠久传统的历史概念，带有社会构成的一端对另一端的优势。”（徐德明，2005）

我们借用这一概念主要是想从城乡政治、经济、文化的对比中考察“乡下人进城”之后的幸福感，在这里，“乡下人”具有比农民、农民工更宽泛，也更准确的意义。但是，因为“进城”方式的差别以及“进城”之后“乡下人”身份的不同，我们在行文中间也使用了一些另外的概念。“乡下人”是对这些概念的总括，无论他们“进城”之后在身份上发生了什么变化，“乡下人”的血液却始终在他们每个人身上流淌，他们都不可避免地感受着城乡差别对他们的幸福感带来的影响。

我们在行文中使用的其他概念包括：“具有公职身份的乡下人”“身份暧昧的乡下人”“混进城市的乡下人”“进城打工的乡下人”“进城买卖的乡下人”和农民工（又分为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知识分子等。其中，“具有公职身份的乡下人”“身份暧昧的乡下人”和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知识分子之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