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相关文学作品的阅读，我们发现，无论是对该时期“乡下人进城”现象揭示的广度与深度，还是对后来同类主题文学作品创作的影响，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都应该是该时期揭示“乡下人进城”现象的代表性作品，所以，在这一章，我们将以路遥的这两部作品为主要分析文本，考察1978～1992年“乡下人进城”的幸福感问题。

路遥是一位对社会发展比较敏感、历史视野十分开阔的作家。一方面，他“贴近时代，直接进入社会关注的中心，极力把握时代的脉动和特点，在作品中贯注进鲜明、强烈、浓厚的时代意识和时代精神”（王西平，1996）；另一方面，又主张“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路遥，1993：20）。其小说创作主要集中于新时期之初。该时期也是我国社会开始出现较大历史变化的时期。路遥通过其创作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做出了及时的反应，并给出了自己的评价。“乡下人进城”就是路遥对当时社会变化一个比较突出的历史把握和文学书写。^[1]在《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小说文本中，“进城”逐渐成为“乡下人”寻找幸福的一种途径，无论是高加林、孙少平、孙兰香、郝红梅，还是金富、王满银，他们都有着十分强烈的“进城”欲望。在新时期之初，他们希望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进城”寻找自己的人生幸福。通过细读小说文本，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在路遥的笔下主要有五类“乡下人进城”模式。对于“乡下人进城”的不同模式及“乡下人”在这一模式中感受到的幸福，路遥表现出了明显不同的道德价值判断。

一 “具有公职身份的乡下人”

这种“进城”模式的代表人物有三种：第一种是考学，如孙兰香、田润叶、田福军、贾冰等人。第二种是参军，如金波、金二锤。第三种是招工，代表人物就是那些与孙少平一起在大牙湾煤矿参加工作的农村人。（孙少平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他的户口存在“走后门”的嫌疑，从作家道德评判的角度来看，孙少平似乎不适合归入此类。）

这三种人“进城”的方式不同，但“进城”的原因则基本相同：改变命运、光耀门楣是他们“进城”的共同梦想。“进城”之所以能给他们带来幸福感，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此。

孙兰香、郝红梅这些农村孩子到城市读书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为了从农村的贫困状态中挣脱出来，甚至以此改变家族的命运。她们的生活那样困难，甚至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但是，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家人还是坚持让她们读书。如果没有改变自身及家人的命运作为动力，如果没有对读书能够给自己与家人带来幸福怀有深深的期待，我们根本无法理解这种甚至带有一种自虐色彩的“进城”行为。对于孙兰香、郝红梅以及她们的家人来说，幸福是一种值得追求但又十分遥远的应许，它就像悬挂在天边吸引西方人执着追求的恒久幸福一样，一直吸引着她们毅然决然地加入“进城”读书的行列之中，即使这种幸福必须以忍受苦难为代价。

当老地主的孙子金二锤参军的消息传到双水村的时候，他的家人是何等幸福！“这些天里，常避免出头露面的金光亮弟兄几家人，似乎专意到村中的各个公众场所去走动，说话的声音也提高了八度。长期无声无息的一家人，现在一下子就变得如此引人注目。”（第二部：73）^[2]

因是地主成分，金二锤一家在村里一直处于贫困和屈辱的地位，参军不仅使他们看到了摆脱屈辱的希望，同时也给了他们追求幸福的信心。在当时，参军就意味着可以摆脱乡村进入城市，拥有公职身份。对于一户长期遭受压抑与贫穷的人家来说，还有什么样的事情比这样的事情更能让他们感到幸福与荣耀呢！

因为写作目的不同，作家对以上三种人物的描写也各有侧重。

第一种，从身份上讲，他们已经成为市民；从情感归属上看，他们依然带有浓厚的“乡下人”色彩。他们从未忘记自己的故土，从未试图从根本上脱离农村，甚至对农村有一种深厚的感情。省委书记乔伯年、老干部徐国强不喜欢侍弄花草，倒是更喜欢在自己的院子里种些庄稼；地委书记田福军工作的时候，竟然也跟老农民一样穿布鞋、抠脚丫；公派教师田润叶不喜欢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儿子，宁愿将自己的爱情对象死死地固定在“乡下人”孙少安身上；诗人贾冰为了报答替自己尽孝的农村姑娘，毅然与一个字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