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彼岸有幸福

我要抵达

哪怕划一艘泥做的船^[1]

“乡下人进城”真正成为问题应该说是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逐渐凸显出来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最为集中地将“乡下人进城”作为表现主题，应该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农民工题材文学、打工文学、底层文学都与这一主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这一章，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是：这样一个创作丰富、引人注目的文学潮流，对“乡下人进城”之后的生命状态进行了怎样的抒写？“乡下人”为什么“进城”？他们“进城”之后是否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幸福？如果没有，那是什么阻碍了他们对幸福的寻找？

一 到城里寻找幸福：“进城”成为“乡下人”的一种宗教

从根本上讲，“乡下人进城”的目的只有一个：对幸福的向往与追求。在现代化的语境之下，幸福成了一个必须要到城市寻找的梦想。但是，具体到不同时代、不同人群，“乡下人进城”的原因则各不相同。

（一）时代变化

20世纪80年代，“乡下人进城”的原因相对复杂：有改变命运的执着追求，有对人生理想的奋力追逐，有逃避农村劳动的“盲流”，有纯粹为了经济收入的进城务工，也有陈奂生那样的“赶集上会，买卖生意”。虽然“进城”的原因相对复杂，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进城”对大多数“乡下人”来说只是生命中的一种选择，除了“进城”之外，他们还有其他选择，就像《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在农村一样可以实现人生价值，一样可以获得人生幸福。

但是，在近二十年来的文学创作中，“进城”对“乡下人”来说几乎已经成了一种宗教：“进城”再也不是一种选择，而是生命中的必然，似乎“乡下人”生来就是为了“进城”。不“进城”，“乡下人”就无法生存。以至于有了这样的说法：“旧社会生了儿子是老蒋的，生下姑娘是保长的，现在农村人给城里生娃娃哩！”（贾平凹，2007：435）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在中国前所未有的现代化进程中，城市获得了飞速发展，相比之下，农村的变化则缓慢得多，尤其是在社会就业方面，农村几乎已经无力安置剩余的社会劳动力。2008年金融危机，大量农民工返乡，使得农村地区“制度不完善、缺乏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及乡镇企业不发达”等问题立刻凸显了出来，“返乡农民工的再就业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甘卫星、朱光婷，2010）。这一问题之所以引起社会关注，主要因为当代农村已经难以给农民提供一个有效的生命意义系统。再加上农业机械化极大地解放了农村劳动力，越来越多的年轻农民也不再愿意从事农业劳动，“目前我国农业中分解出来的实际剩余劳动力数量已达1.5亿～1.8亿，占农村总人口的15%左右。就这部分人而言，无论是由于农业生态系统自身运行的规律性所产生的排斥力，还是人类所具有的追求更好生活环境的内在动力，都决定了这部分人必然会流向城市”（谭文兵、黄凌翔，2002）。

（二）个人区别

从个人因素来讲，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中，“进城”的“乡下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和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知识分子。三类“乡下人”“进城”的原因各有区别，但是，总体来看，都充满了“必然”的色彩，似乎只有“进城”才能获得人生的“救赎”。

1.生活所迫——第一代农民工“进城”的原因

这种“进城”充满了被动色彩，很多时候是无奈之举，甚至有些悲壮。但是，为了幸福，他们又只能“进城”。所以，对他们而言，“进城”之路也就成了寻找幸福之旅。比较起来，他们寻找的“幸福”层次相对较低，主要是物质利益的满足。因为生活的贫困，他们来到城市，靠着自己的双手挣得一些可怜的血汗钱，以此换取他们及家人相对安定的农村生活。

《家园何处》（刘庆邦）的主人公停就是这样“进城”的。从未离开过农村的她，从村里人“进城”的经历中得出一个结论：城市几乎就是一个陷阱，一个罪恶的渊薮。不少“进城”的“乡下人”在城市里失去了尊严、人格甚至生命！但是，因为农村生活的困难，她只有“进城”，哪怕因此失去贞节，甚至生命！这样的“进城”与新时期之初，陈奂生他们那种充满了春风拂面的幸福感的“进城”比较起来，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意味。

《太平狗》（陈应松）的主人公程大种，生活在神农架的深山之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