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我们以新时期以来的大量小说文本为分析对象，探讨了三十年来文学创作对“乡下人进城”幸福感的抒写。根据戈德曼文学社会学的同构理论，文学作品可以作为有意义的结构看待，而戈德曼研究人文科学方法的根本原则是基于人类的行为总是具有意义的结构这一假设。这样一来，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为我们描述的文学世界与我们所处的现实社会之间就应该存在一定程度的同构关系。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在第一、二章中分析的“乡下人进城”的幸福感问题应该可以成为我们反思现实问题的经验依据。

20世纪80年代，我国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经过近三十年的社会实践，这一理论的确极大地刺激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推动了我国经济尤其是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深入，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的现实却使得“共同富裕”的目标显得是那样遥远。与“共同富裕”比较起来，“共同幸福”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追求。富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实现幸福，但是，富裕却永远不能等同于幸福。除了物质的满足之外，幸福至少还应该包括文化的平等、人格尊严的平等以及内心世界的诗意与丰盈。

那么，在承认贫富差距尤其是城乡差距存在的前提下，我们如何实现“共同幸福”？因为幸福是一个涉及个体差异的概念，在这里，我们不能也不想探讨每一个社会成员之间幸福感的差别如何消除，我们只希望能够从社会层面上尝试分析如何实现城乡之间的“共同幸福”。从总体上来讲，我们认为，要实现城乡之间的“共同幸福”，必须纠正对城市化的片面理解，进一步加快农村现代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真正落实城乡一体化战略。如果仅仅实现了城市现代化，那么，我们的现代化还远不完善，因为，没有实现中国最大多数人的现代化无论如何也谈不上完整的现代化。而且，一个良好的城市生态也需要一个良好的农村生态来养护它。

随着对现代化理解的逐步深入，政府在这些方面也作出了积极努力。有学者统计，“十一五”期间，我国出台的有关农业和农村的主要政策法规多达213条，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等（宋洪远等，2010：358～370）。

具体而言，以下几个方面或许应该成为我们今后努力的重点。

一 取消专门针对“乡下人”的歧视性社会制度

“乡下人进城”之后，影响其幸福感的因素很多：有经济的，也有文化的；有现实的，也有历史的。经济上的差距与文化上的隔阂，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改变起来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这两个方面我们放在后面分析。但是，在现实的社会制度层面，我们认为改变起来应该没有那样困难。历史也告诉我们，很多专门针对“乡下人”的社会制度，除了给“乡下人”带来沉重的经济的、文化的伤害之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巨大。而且，随着社会发展的逐步深入，一些相关制度也已经废除，例如，因孙志刚事件而遭到全国人民一致讨伐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所以，如果要从整体上逐步实现城乡之间的“共同幸福”，专门针对“乡下人”的带有歧视性的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应该尽快废除，类似的制度今后也不应该再次出现。“只有在一个基本公正的社会里，个人幸福才有实现的可能；只有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成员感到人生存在幸福的可能性，这个社会才有可能被称为是公正的。”（高兆明，2001：129）

在这里，我们以暂住证制度和户籍制度为例，说明问题的症结所在以及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努力。在打工小说里，暂住证成了很多“乡下人”在城市里寻找人生幸福的制度羁绊，成了他们人生历程中永远无法抹去的阴影，甚至成了他们失去年轻生命的直接或间接原因。《白斑马》（王十月）中的桑成因为暂住证失去了自己的女友，《愤怒》（北村）中的马春因为暂住证被警察收留、轮奸、卖进色情场所。现实社会中这样的例子恐怕更是普遍存在。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