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幸福”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相当现世与世俗的议题。假如向人询问“幸福”问题，一般的答案大多会指向两个维度：一是物质的丰足、人际关系的和睦等现世的层面；二是民族、国家的集体幸福层面，即国家的富足、安定乃至强盛，这种集体主义的“幸福感”自然存在历史原因，使得中国人往往将个人的幸福与国家、民族的幸福联系在一起。要理解这样一种国家、民族的共同体幸福感，首先要考虑晚清以来的社会、政治变局，只有观察晚清以来的东西交涉与现代化的转型，尤其是20世纪的革命风潮，我们才可以通过历史的回溯来理解当代中国人幸福观的变迁过程。

但是，这就是中国人“幸福感”的全部内容吗？纵览中国历史，对于“幸福感”的理解其实有着丰富的内容，不仅仅停留在温饱富足的层面，也不只存在民族、国家等共同体的幸福感，还存在更高的“超越精神追求”的层面。这种“超越精神追求”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粗略而言，可从精英士大夫和民间百姓等不同社会阶层来看。于士大夫而言，入世兼济天下基本构成了他们的最高人生目标，因此“内圣外王”成为衡量士大夫成就的标准，也是其人生意义的归宿所在；而对于民间百姓来说，则以三教合流的民间信仰来提供生命幸福的最终理由与目标，如佛教的往生西方、道教的羽化成仙等。

正是出于以上的考虑，本研究所要考察的“幸福感”，试图从“幸福”一词的历史含义入手，大体将幸福感分为物质、社会以及宗教三个层面。在物质层面，一般指涉人们所熟知的个人乃至家庭的衣食丰足、财物富饶这一层面，这也符合一般幸福感的最基本认识；在社会层面，则是指较大范围的社会共同体，乃至国家、民族对于当下生活以及未来希望的普遍满足感，如世俗性的祈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睦温情，均代表了某种共同体意义上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感落实于社会共同体的“共通感觉”，但不一定完全奠基于物质丰饶的基础之上，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少欲知足生活，就体现了这种共同体意义上的幸福感；在宗教层面，则是从根本上超出了现世的世俗目标，从人的终极意义角度来阐述生命的幸福问题，即生命如何得到解脱，如何获得终极的幸福（鲍吾刚，2004：7～11）。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层面的幸福感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交错、相互杂糅的，甚至彼此之间常常难以区别，因为世俗性与神圣性在个体身上经常以一种非常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不能完全清晰地区别开来，因此上述三个层面只是某种“理想类型”的区分，并不是说在具体的个人身上，这种幸福感的获得是严格按照这三个层次表现出来的。

正因如此，本研究在考察上海都市佛教与幸福感的关系时，除了揭示出宗教的超越性对于个体的某种生命提升作用之外，也想揭示出宗教信仰在满足个体的幸福方面所掺杂的“世俗”性，也正因此，宗教在提供个人生命幸福感的方面，常常也混杂了物质、社会的层面，使得宗教本身在提供终极幸福感方面的特点常常被弱化，甚至是扭曲。

那么具体而言，对于历史上的中国社会而言，宗教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和功能，它又为历史上的中国人的日常幸福感提供了怎样的资源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得不从两个角度来梳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宗教。第一，是中国文化中的宗教性问题，即中国文化中有哪些可以被认为具有宗教特质的内容，就这一点而言，必须考察儒、释、道三家的关系问题；第二，则是要考察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教在提供这些资源方面的运行机制和功能，以梳理宗教信仰在提供幸福感方面的具体作用。

首先，中国的传统思想当中，到底哪些部分存在宗教因素？如果观察当下的信仰状况，我们无疑会感到十分疑惑，今天的中国人还有信仰吗？每每有逾越道德底线的社会新闻发生时，公众不禁都会追问同样的问题。从常理上看，如若国人有信仰，至少在平均道德水准上不至于如此频频地触及良知底线；但若说国人无信仰，我们却又同时看见道观、寺庙里香客如云，祈福求财者云集。

要观察中国人的信仰观，或许还是不得不从这看似悖论的景象入手。早在17、18世纪，欧洲的传教士就对中国人的信仰观迷惑不解，莱布尼兹认为中国人相信神灵，但有人却说中国人其实只是常识理性的民族。后世学者则据此将中西信仰之争划分为“外在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