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时期佛教的革新与困境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一个有着上千年宗教传统的国家，新政权势必面临如何平衡革命党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此时最为担心的并不是佛、道这样的本土宗教，而是被认为有着“帝国主义背景”的基督教。例如，周恩来在1950年4月13日的“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如此说道：

……我们对宗教界民主人士是以他们的民主人士身份去联合的。允许宗教信仰自由是一件事，邀请宗教界民主人士参加政协或各界代表会是另一件事，后者是以政治为标准的，不管他是牧师还是和尚。我们的政策，是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但各地基督教、天主教中发现混进有帝国主义的间谍，他们有帝国主义的国际背景。对这个问题，我们只反对帝国主义，不牵连宗教信仰问题。我们主张宗教要同帝国主义割断联系。

由此可见，对于当时的传统宗教而言，从中央政策上看，其实并不像基督教那样因为有“帝国主义”背景而面临太大压力，而是作为统一战线的重要部分继续存在。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佛教信仰的确受到革命运动的影响，例如，1950年第6期《现代佛学》上就刊登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许多寺庙开始出现买卖佛经的情况，甚至“作为废纸论斤出售”，但这种社会思潮的变化还并不是最根本的焦虑，而在于佛教作为传统宗教信仰，虽然在政策上属于统一战线的一分子，但是在涉及教理、教产、制度乃至僧团的治理方面，其实都必须面临一个与新政权磨合的过程。1950年1月，时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的陈铭枢在“欢迎上海佛教同人的座谈会”上就强调：

有怎样性质的社会就有怎样性质的宗教。任何宗教徒从历史上看都是随时代而不断地蜕变。尤其佛教，释迦牟尼因反对当时的婆罗门教，才创造佛教，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同时佛教本身也鼓励改革，禅宗即其代表。

在这段时期，除开时势之外，佛教本身也受到革命运动所带来的“乐观主义气氛”的冲击。当时著名的僧侣巨赞法师就曾撰文《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论佛教革新运动中的困难与问题》，文中提到，“我深深的感觉到，佛教徒（包括出家僧尼、在家男女居士在内）的思想与行动大都（不足完全）暮气沉沉，缺乏朝气”（巨赞，1950）。因此巨赞法师提出佛教要走向一种“人本的集体主义”，放弃过去的“封建的个人主义”，来适应新社会的发展。

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许多知识分子的态度一样，佛教内部对新政权虽有疑虑，但也受到革命运动的理想主义的感染，例如，巨赞法师就曾在给毛主席的信中谈到“佛教为何要受到保护”，他认为佛教尽管也曾腐化、利益化、封建化和迷信化，但与共产主义一样，是“无神论”，也是试图实现“无私”，这与革命的时代精神是根本一致的。

“无神论”、“无私”以及“菩萨道”精神，当然是佛教的基本精神，但在革命运动来临之时，佛教也不得不取其教理中的相关部分做一番调和，来与新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相适应。落实在具体的应对方面，就是在政治上表现为合作。在赵朴初的协调下，上海佛教界在上海解放前就已经做好政权更迭的准备，1949年，赵朴初多次前往圆明讲堂、玉佛寺，向圆瑛法师、明旸法师传递共产党的宗教政策，说服与稳定佛教界。这无疑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圆瑛法师在上海解放之后曾说：“佛教徒应适应时代的需要，与时代并进！”（明旸，2004：262）可见，新时期下的佛教界内部，基本上是以“顺应时代变革”，甚至主动“革新佛教”作为方向的。经过一年筹备，1953年成立的中国佛教协会一方面体现出新政权的统一战线政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佛教界内部借此更新自身的某种乐观理想。

但是这种佛教的自我革新显然需要意识形态的指导。在1950年第3期《现代佛学》上，我们可以看到马列主义关于宗教的文章。该文章介绍了《社会主义与宗教》以及《宗教问题逻辑》这两本书，重点介绍了列宁关于宗教信仰的观点，指出宗教信仰自由是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科学唯物主义显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性意识形态，从这个角度而言，宗教信仰虽然是私人的自由，但是不能反过来影响国家的政治制度。

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一时期的中国佛教，一方面在政治上表现合作的姿态，一方面也在教理上努力地协调自己与马列主义的差异。例如，在1950年第6期《现代佛学》上，当有人问到恩格斯、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