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坚冰的融化：宗教政策与佛教的复苏

1977年7月22日，赵朴初写下一首耐人寻味的诗——《四海欢·十届三中全会新闻公报发布之夕喜作》，“春节家家储爆仗，都为今朝大鸣放”（《赵朴初年谱》，2008：163）。赵朴初先生之所以有感而发，乃是因为就在前一日闭幕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对于“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的最终定性，使得中国佛教最危急的一页终于翻过。

就在此前的1969年，即“文化大革命”爆发的第四年，上海玉佛寺的200余位僧众已经被陆续遣散完毕，只剩下真禅法师等5位法师留居寺内，依靠糊纸盒为生。而同是沪上名刹的静安寺，“文化大革命”期间寺舍被占，僧众还俗，住持被驱离。古刹龙华寺在此期间甚至成为飞机修造厂的仓库，全寺几被完全毁坏，后因寺中立有一尊毛主席像，才幸免于难（谢力文：2010）。

在社会秩序最为混乱的十年间，上海的佛寺受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基本上无法开展任何的宗教信仰活动，僧人还俗，寺舍被占，佛教的主体——僧团已在这场运动中跌到了一个低谷，而且宗教的相关管理组织也基本上陷入停顿，除开北京、天台山等地寺庙因日本佛教访问团前来参访而仍保留一些基本的佛教活动外，在上海的主要寺庙基本上无法看到任何与佛教信仰相关的公开活动，公众的信仰生活已无法在公共空间里看到。

因此，在这样一场浩劫之后，如何让佛教自身重建成为首要且急迫的任务。佛教界内部与赵朴初等佛教管理者从1978年起就积极地筹划佛教的复兴。虽然中国佛教协会的职能当时还未完全恢复，但在1978年11月19日，赵朴初就来到江苏镇江，与金山寺的茗山长老讨论江苏佛教的复兴工作。会谈中，赵朴初曾问到：“镇江还有多少僧尼？”茗山法师答道：“大约四十人左右。”赵朴初遂说：“僧尼人少，也可吸收男女居士参加。”（茗山：2002：14）僧尼人数的危机在当时是一种普遍情况，居士群体虽有一定的数量基础，但宗教政策的不明朗，使得他们基本上仍处于“地下”状态。例如，当时赵朴初还问道：“镇江有居士和居士林么？”茗山法师回答道：“居士是有的，大多数都不愿意公开暴露居士身份。”（茗山：2002：14）虽然这段对谈讨论的是镇江的佛教状况，但事实上，当时整个国家的佛教信仰都进入一种害怕暴露的潜伏状态，这一部分的信仰者数量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与唯物主义的改造教育大为减少。在接下来的几年内，赵朴初及各地僧团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重新恢复僧团的教育制度，筹办各地的佛学院。

1980年12月16日，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修改了中国佛教协会章程，通过了《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决议》。在会议上，统战部部长张执一和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肖贤法作了主题发言，其中提到“宗教活动（如烧香、拜佛、念经）和宗教组织本身的事情，应由宗教徒和宗教界人士自理”（《法音》，1981：23）。这可被视为20世纪80年代宗教政策的重大转变，即让僧团及佛教协会恢复自我组织的独立功能。也正因此，在法律上保障信仰自由则成为恢复宗教的重中之重。在与茗山长老的会谈中，赵朴初斩钉截铁地强调：“居士可以公开信佛，也可以重建居士林，也可以谈论佛学！告诉他们，宪法规定信仰自由。中央领导一再说：要落实宗教政策。叫他们不要怀疑！”（茗山：2002：14）

宗教政策的放松在佛教信众中间自然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反响，例如，上海玉佛寺在传达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的政策决议后，随即就举行了隆重的腊八节纪念仪式，有大量信众参加（《法音》，1981：36）。经过真禅长老的劝说，1981年，有100多名僧侣陆续返回玉佛寺。尽管如此，上海僧团教育事业的恢复仍较为缓慢，上海佛学院迟至1983年才正式开学，而在之前几年，以玉佛寺为例，主要仍以修复庙宇、装金造像和流通佛经为主，僧团教育的制度化还未真正形成，一般信众的信仰教育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上海居士林林长郑颂英回忆道：“经历‘文革’后，三藏宝藏，多付劫火。而当时，宗教出版的政策尚未颁行，我们不得不试探着先用誊抄、油印、打印等等办法，艰苦地逐步踏上合法印经、广布流通的道路。”（郑颂英，2001：101）

在这样缓慢的恢复过程中，过去被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