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白领梦的幻灭：中产阶层的佛教信仰

经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佛教信仰的恢复与酝酿，加之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转型，目前，中国佛教信众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社会结构的转变主要与年龄、社会阶层等指标密切相关。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及其课题组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所作的分类，经过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大抵可以分为以下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在这些阶层中，个体工商户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部分）构成了中产阶层的主体，他们拥有部分或少量的社会资源，大部分可称为“白领”阶层。从年龄跨度来看，这个新兴阶层主要在25～40岁这一年龄段，基本上属于20世纪90年代后进入大学的年轻一代。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社会结构出现了一次重要的转折，即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快速变化的社会结构逐渐稳定下来，形成某种固化的社会阶层。社会精英阶层、中产阶层、底层的流动开始减缓，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中产白领的经济地位在贫富两极化的背景下其实逐渐在降低。

对于这一阶层而言，幸福感具有相当的世俗性，其生活的目标也主要集中在日常消费、住房结婚消费、子女教育消费以及旅游休闲消费方面，这些消费类型也基本符合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对于物质层面的“幸福生活”的定义。基本上，上海白领阶层所追求的主要“幸福目标”仍然比较明显地集中在经济层面，这种“物质利益”的幸福感取向是典型的后发国家在经济成长期间的共同点，尤其对于中国这种从物质短缺社会向丰裕社会过渡的国家，对于“经济福利”的过度依赖可谓是正常的社会转型特征。

随着上海城市化的深入，白领阶层开始面临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如住房、教育等成本的提升以及竞争性的加剧。在2005年之后，上海的白领阶层普遍面临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从表面来看，这种危机感来源于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即收入无法或者很难支撑起中产阶层对生活的种种想象。据本研究所做的一个相关调查，在161位20～40岁的受访者中，有73%的受访者表示，幸福感的最主要因素是“平和、健康的心理状态”。^[1]这无疑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即上海白领阶层的幸福感取向重心已经从简单的经济收入、事业发展、他人的承认等方面，开始倾斜到心理层面。

根据上海市人口计生委的调查报告，在所调查的人群中，有96.3%的来沪人员表示喜欢上海，41.0%的来沪人员表示在沪生活工作比在老家时更幸福；40.4%的来沪人员表示其幸福感和在老家差不多；仅有4.5%的来沪人员认为在沪生活工作不如在老家幸福。值得关注的是，高学历人群的幸福感却相对较低：大学本科及研究生学历的人群表示不幸福的比例分别为8.0%和10.0%，而小学及以下的人群仅为3%左右。^[2]从这份调查数据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高学历人群的幸福指数相对低学历而言偏低。这说明：白领阶层等受过较高教育的群体，幸福感反而不高；而低学历等更注重经济收入的阶层，则相对拥有比较明显的幸福感。

这样的数据背后，无疑反映出一个非常迫切的境况，那就是物质丰足虽然仍然是幸福感的重要指标，但是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阶层而言，这种幸福感显然无法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大量白领阶层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虽然获得了物质消费方面的直接利益，却因都市的高速转型产生了大量心理危机与问题。因此，一些研究将都市白领的幸福感命名为“伪幸福”。根据中宏保险发布的2009年《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在经济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深圳、浙江等省市，幸福指数反而较低。地产业带来的房价飙升令很多家庭感到痛苦，由于经济上的压力，需要更多的工作时间与精力去缓解这种负担，但这又是建立在牺牲健康、家庭交流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可以看出，白领中产阶层因各种类似原因实际上缺乏足够的幸福感，也自然引发了大量的心理问题。

如何缓解这种心理焦虑？对于上海的城市白领人群而言，这无疑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白领阶层开始反思这种都市的生活方式是否为理想的“幸福生活”，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