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经历了相当剧烈的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不仅社会组织结构出现巨大变化，而且民众在行为方式、价值认知、信仰取向等方面也有相当明显的转变。就佛教而言，由于历史的原因，上海佛教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处于非常萧条的状况，庙宇大量被毁或挪为他用，僧人还俗情况严重，只剩下非常少的出家人，且僧人教育也基本陷于停顿。例如，龙华寺甚至已经成为飞机修造厂的仓库，而玉佛寺也只有5位出家人。在此情况下，社会上的佛教活动基本停止，居士也只能在家中私下举办信仰活动，一般的泛佛教信仰群体也基本上没有参与类似活动的机会与场所。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佛教基本处于销声匿迹的状况，与社会大众缺乏基本的联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由于宗教政策的恢复，佛教开始有了合法活动的身份与空间，但由于僧团的萧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佛教界的重中之重都是恢复僧团组织和僧才教育，虽然上海的各大寺庙也陆续开展了一些法会与佛事活动，如腊八节活动等，但因长期的教育而造成的对于佛教的普遍误解，导致佛教信仰者基本上为早年信仰佛教的居士与一些存在信仰需求的老年信众，此时的上海佛教仍未摆脱边缘、暮气与传统的特色。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与其他城市一样，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基本上是上海的主要目标。对普通市民而言，经济的短缺与贫乏是计划经济条件下最深切的体会，但值得强调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到改革开放初期，民众中间普遍洋溢着一股乐观主义的情绪，这种乐观的幸福感主要来自政治环境的宽松与人际关系的正常化，这种“去政治化”下的幸福感，主导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气氛。这是一种从政治的限制与窒碍中解放出来的自由与放松，从这个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初期的普遍幸福感，其实有一大部分来自政治上的松绑，如20世纪80年代在知识分子中间所弥漫的理想主义情绪，很大程度是因为社会生活的正常化而带来的自由感。^[1]

因此这种幸福感其实来自社会和国家的某种集体情绪，即对国家政治的稳定与正常化的一种希望，这是一种来自共同体的共同幸福体验，这种“共同感”来源于国家与社会的一种普遍变化。^[2]也正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样一种“共同体”意义上的幸福感十分明显，尽管当时的物质也仍然处于比较短缺的状况。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佛教虽处于复苏的阶段，但在时代的精神方面其实难以切入，因为对于个人、社会、国家的未来期望已经被一种乐观主义情绪所主导，佛教所特具的心理安慰功能在这样的背景下根本难以发挥作用，所以上海的居士也基本上以“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皈依的佛教徒为主。他们虽也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如出版流通、佛法教育等，但佛教在社会上的地位与影响力仍十分微弱。就上海的佛教徒及一般信众（非制度化佛教徒，即非正式皈依者）而言，基本上仍十分强调佛教的超越性，即在生死解脱问题上的特殊意义。这也使得佛教徒群体基本上以年老者居多，另外则是一些因个人、家庭变故而需要得到宗教安慰的信众，数量相对较少。

值得注意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的恢复，社会的稳定，突然兴起一股“气功热”，这股热潮的产生，从表面上看，与佛教没有直接关系，实际上反映出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唯物主义教育与限制宗教政策之后，传统的“三教合流”的民间信仰基本消失，这也使得社会生活中不仅缺乏佛教这样的正统宗教，也无法看到“三教合一”的民间信仰形式，正是宗教的全面绝迹，使得改革开放后人们在越来越关注世俗幸福感的同时，自然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养生、保健，此时“气功”则以一种挑战科学的“准宗教”角色出现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掀起了一股轰轰烈烈的“气功热”。

这样一股越来越激进的“气功热”，最终以泥沙俱下的局面收场。其背后凸显出的事实是，在社会逐渐摆脱“泛政治化”的单一气氛之后，个体对于世俗幸福的多元需求开始慢慢显现出来。在经济层面，则有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得以满足；在身体健康方面，则开始求助各种气功来实现保健及治疗的效果。但是对世俗幸福感的追逐一旦被激化到一种“准宗教”的程度，在经济层面就产生了关于“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价值观激辩，也出现